伦理学论文:论文化视野下翻译伦理学中的异质性

[摘 要] 同化还是异化?长久以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在翻译界中似乎从未停息。然而事实上,当代翻译研究中关于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并不仅仅是一个有关翻译策略选择的问题,更多的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国译者又该以何种态度对待文化他者从而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这便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翻译伦理;他者;归化;异化;文化霸权 
  “忠实”还是“背叛”?直译还是意译?同化还是异化?究竟可译还是不可译?对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的讨论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永恒的话题。然而,无论是探讨译文是否应忠实原文,抑或是纠结于应选择尽量保留原貌的直译抑或改头换面的意译,乃至质疑原文的可译与否,这都体现出翻译活动无法逃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面对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民族性与翻译性已经呈现水乳交融的态势。如何处理语言文化的异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就已经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译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发表了《论翻译的方法》,他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翻译观点,认为翻译活动的实现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二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而其更倾向于“把读者送到国外”的翻译方法,认为真正的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之异,体现他者的异质性。 
  他的这一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学家安托万·贝尔曼进一步上升到了“翻译伦理”的概念。贝尔曼对长期统治西方翻译界的以“意义的传达”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在其《异的考验》一书中,通过对从路德到荷尔德林这一历史阶段的翻译史研究,探讨了翻译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开放、对话、杂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译要么处于关联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他还指出翻译的目的事实上是完成一种伦理行为,而“伦理行为是指认可和接纳作为‘他者’显现的‘他者’”。 由此可见,贝尔曼的翻译伦理观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彰显差异,认可接纳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传介来丰富自身。 
  贝尔曼的的翻译伦理观进一步启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走向差异伦理》一书中,韦努蒂明确表明他受贝尔曼思想影响至深。他通过对17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史的考察,指出流畅译法或透明译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语言、文化差异,而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政治差异、伦理差异等等。而要真正引进并保留这些差异,则必须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非同化。韦努蒂在贝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政治因素。在他看来,归化翻译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为本民族的利益服务。而与之相反,异化翻译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恋,帝国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译中抵制译入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彰显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翻译上,还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材上。他主张选择边缘化和少数化的文本,即选择在话语或流派上与当时已获得经典地位的叙事形式背道而驰的文本。至此,韦努蒂在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方法和贝尔曼尊重吸纳他者文化异质性的翻译伦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译差异伦理。 
  翻译自古以来在促进人类的语言、文化的进步上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研究从对语言文本的研究,过渡到对文化的研究,而又进一步进行伦理转向,这与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的提出,是处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语言文化统治德国的背景之下。作为一名爱国者和政治激进主义分子,施莱尔马赫希望德国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因此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保留外国文本在语言及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凸显来丰富德国的语言和文化,挑战法国的霸权主义。无独有偶,韦努蒂在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英美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翻译活动交流极为不平等,在英美国家同化的流畅翻译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语国家,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则大多采用异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发展施莱尔马赫和贝尔曼的理论,也不无出于抵制当今英美霸权主义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势文化被予以同化。 
  贝尔曼曾指出,每种文化都具有骄傲自满的特性,因此在本质上都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然而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有关文本的字面转换,其更是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与争锋。王东风先生说过:“翻译,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或者意味着异质增加,活力增强。强势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话语反过来利用这外来的破坏力,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强势地位;弱势文化则常常在这外来的破坏力前显得束手无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颠覆。而拒绝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则只能是封闭、保守、落后,最后走向灭亡”。 
  纵观中国历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对外来的他者,中国译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正体现了文化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公元2世纪到7世纪盛行的佛经的传播,第二次则是16世纪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则是19世纪西方思想的输入。在这三次大规模的异域文化输入过程中,翻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大多数译者在这三次翻译高潮中,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前两次宗教的传入。面对根植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译者们在翻译佛经及基督教经典时,不得不对原著进行适当修改,使其顺应中国社会传统的儒家道德观,以便便于中国人民接受。譬如佛经中关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的原本阐述为:“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继财产;在适切得时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译成汉语之后,则补充了“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玛窦在传播基督教时,将耶稣翻译成“天主”以及后来的“上帝”,则是在翻阅儒家经典后,发现“天”以及“上”与“帝”在中国人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同化同时并存。以鲁迅、胡适、梁实秋和徐志摩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张以西方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异化的翻译来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鲁迅在给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虽然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已明显处于弱势文化,但当时的人们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观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所以这些译者入严复、林纾、傅东华等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的口味采用了归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输出上,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中国的辉煌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译者们在翻译时也主要以翻译外来作品为主,而很少将中文翻译成英语,并且在翻译时由于担心西方读者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就尽量采用了通顺流畅的同化翻译。所以只有极少数的中文进入了英语。由此可见,翻译作为对话的手段,采用“异化”还是“同化”,如何面对他者,基本上由国力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而定。 
  当儒家思想强势不可推翻的情况下,弱势的佛教及基督教教义便需要将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渗透于强势思想中。而当中国文化处于弱势之时,有识之士便采用异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强势文化的全貌以向读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性,借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同时抵抗文化霸权。对他者的态度,对差异的处理,随着时代背景国家强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样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今,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而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同时也备受实行霸权主义的质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译者,在翻译中如何调和我国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关系,如何面对文化实力迥异的他者,把握翻译的“度”,是每个译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面对更强势的文化,输入文化时采用异化?而面对文化实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异质性?其实,国与国的相处,文化与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与人的相处。孔子曾说过“和而不同”,这一观念莫不显示着对他人的存在,对他人价值观的尊重,无论对方强弱与否。 
  因此,当代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讨论的实质不是关于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态度问题。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代翻译研究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价值评判。所谓求异,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所谓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对差异的尊重就是对他人的尊重。贝尔曼曾提出一个历史翻译的概念,在他看来,那些创造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的翻译,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潮流,都应称之为历史翻译。我们希望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中华民族能够迎来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在尊重异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华,传播自己的特色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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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7]彭萍,《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8. 伦理学论文
  [8]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载《中国翻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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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北京,1997. 伦理学论文
  作者简介:侯立静,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研究方向:翻译。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7-04-07 2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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