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背后的真命题

2014年1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博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地图上的“胡焕庸线”提出了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对李克强总理的提问,中央主流媒体以李克强发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破”的“李克强之问”[1]为题进行报道,使得如何打破“胡焕庸线”一时之间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段子渊、李培林等学者赞同打破“胡焕庸线”的观点,并对“李克强之问”提出了诸如“倡导以若干产业创新主导的城市为枢纽,加快中小城市的信息化建设和交通网络建设,形成新型产业主导的枢纽——网络结构”[2],“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实施,通过中低产田改造,有望打破胡焕庸人口线这个规律”[3],以新型城镇化来打破胡焕庸线[4]的对策建议。另一些学者则对“打破胡焕庸线”的说法存疑,在科学网等处发出质疑声音[5]。

我以为,赞同“打破胡焕庸线”也好,反对“打破胡焕庸线”也罢,还是得回到“胡焕庸线”本身及其背后所涉及到的科学问题上来。否则,无论持“打破”或“不打破”的观点,可能都容易沦于“口水”之争。

“胡焕庸线”两侧的地理与人口

胡焕庸教授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的第三部分“人口分布”中写道:“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今爱辉),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这就是后来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的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从原文可以看出,“胡焕庸线”的原义应该是对“瑷珲—腾冲线”两侧地域与人口的综合比较,既涉及地理因素,又涉及人口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地理因素与人口因素两方面来回顾“胡焕庸线”的内涵,再来看当今的打破“胡焕庸线”的争论。

今人在引用论述“胡焕庸线”时,往往笼统拿今日中国版图中的黑河(即旧时瑷珲)—腾冲线东南半壁/西北半壁或径直称之为“胡焕庸线”东南半壁/西北半壁,与当年“胡焕庸线”两侧进行比较,这样忽略疆域的变迁的做法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胡焕庸教授绘制《中国人口分布图》和《中国人口密度图》时,中国的版图与当今的版图是不一致的。当年胡焕庸教授所用中国行政区划地图,包括28个省,蒙古和西藏两个地方,南京、上海、青岛、西京、北平等五个直辖市,威海卫、东省两个特别行政区,广州湾、九龙、旅大、金州等租借地,以及汉口、天津等租界,当时中国面积达1100万平方公里,呈“秋海棠”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地图,是“雄鸡”图,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另外,从《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所附的《全国人口统计表》来看,当时也没有包括中国台湾省的人口。因此,“胡焕庸线”当年“秋海棠”型版图中东南半壁/西北半壁的面积比重大致为36%、[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64%,而现今中国版图中,“胡焕庸线”东南半壁/西北半壁的面积比重大约为44%(43.71%)、56%(56.29%)。当今学者所谓的“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与当年胡焕庸先生地图中的“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其实也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另外,今人在引用论述胡焕庸线时,往往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对比的部分非常感兴趣,即瑷珲—腾冲线“东南部人口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后来的一些学者据此为标准,以“四普”、“五普”或“六普”时,我国东南半壁人口与西北半壁人口的比例来说明“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比如,有的学者论述,“1982年和1990年我国进行的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自1935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基本没变。以东南部地区为例,1982年面积占比42.9%,人口占比94.4%,1990年人口占比为94.2%,经历了55年时间,东西部人口比例变化不大。”[6]也有的学者认为,“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占全国的94.2%(包括台湾省),以西的广大地区人口只占全国的5.8%。”[7]

但值得注意的是,胡焕庸教授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所述,东南与西北人口分别占96%与4%也只是一个约数。根据《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附表所示,不包括台湾人口在内,中国人口总数是458915439人,用舍入法是“四万五千九百万”,而按“东南部人口计四万四千万,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来计算的话,人口总数为“四万五千八百万”。如以当时的“秋海棠”型的疆域而言,“东南部人口计44000万,约占总人口的96%;西北部之人口,仅1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如果大致仅以当今“雄鸡”型的版图而言(剔除掉蒙古等地的人口数,补上台湾省人口数),以当时1935年的人口数据,东南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近97%;西北部之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多一点。

打破“胡焕庸线”之争或许是伪命题

一般来说,研究者是以“胡焕庸线”东南与西北的面积占比与人口占比的情形来作今昔对比,并得出胡焕庸线稳定性的结论,如“即便到了80年后工业文明的今天,“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但考虑到“胡焕庸线”从提出至今,其东南、西北部分的地理和人口含义其实都有所变迁,因此,笼统地论述胡焕庸线是否能够/可以打破,这样的观点还是不够准确的。

首先,无论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状况都有了不小的变动。考虑到疆域变迁的因素,如果按今日中国“雄鸡”型的版图情况来看,在1935年的瑷珲—腾冲线东南加上台湾省的人口,在西北部分减去蒙古地方等地人口,可能胡焕庸线西北地区人口占比仅在3%左右,而在“四普”时,西北地区人口占比已经上升到5.8%左右,到“六普”时,这个比例甚至达到6.3%左右(计算方式不一,有的专家计算的比重为6%稍欠一些)。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口所占比重在“四普”、“五普”和“六普”等各次普查中虽有区别,但总的来看,西北半壁人口占比越来越高。从人口占比相对数的变动来看,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口占比能有三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已经是不小的突破了。再以人口的绝对数来说,现在与1935年左右的中国来说,人口变化也很大。1935年前后,全国人口为4.589亿人,其中胡焕庸线西北部分面积700万平方公里,人口仅1800万左右,而据近些年的情况,仅新疆地区的人口数就在2000万以上。因此,从绝对数来看(尽管相应版图面积有缩小),胡焕庸线西北部分的人口早已超过1800万,人口的自然增长与迁移增长都不小。

其次,是否打破胡焕庸线,缺乏合适的量化标准。前述可见,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状况都有了不小的变动。那这算不算“打破”了胡焕庸线的规律呢?迄今为止,就笔者所读文献来看,并未见到有研究者就何谓“打破胡焕庸线”及“打破”的标准是什么明确定义过。国内人口学者也对怎样才算打破“胡焕庸线”莫衷一是。

回到“胡焕庸线”背后的真问题

总的来看,我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去提是否“打破”胡焕庸线。主要原因是,“胡焕庸线”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东南半壁面积占36%/西北半壁面积占64%,东南半壁人口占96%/西北半壁人口占4%),而不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它只是当时中国人口分布的一种简洁、直观的描述,而并非某种“规范”。因此,不能把“东南与西北人口分别占96%与4%”看成是“胡焕庸线”的主要内涵,而由于地理疆域的变化,也绝对不能把“东南与西北人口分别占96%与4%”当成是一成不变的规律或规范来看现今的人口分布是否有所偏离。实际上,近些年对“胡焕庸线”的两侧东南与西北人口的占比,是依据常住人口的数据来计算的。如果以户籍人口的数据来计算,又将是另外一种结果。考虑到中国省级人口迁移中“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的现象,“胡焕庸线”西北地区的户籍人口占比要比常住人口的占比更高一些,似乎离1935年“胡焕庸线”西北地区人口占比4%的距离更远一些,但其实这种“人户分离”现象也不意味着对“胡焕庸线”的打破/不打破。世易时移,本来就不太能简单直接比较,何必勉强!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回避对“胡焕庸线”的讨论。我想强调的是学界不要太多强调“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占比的升降及达到什么样的门槛或依据什么条件,才能打破“胡焕庸线”的问题,而应更关注“胡焕庸线”背后所涉及的科学问题。实际上,在提出“胡焕庸线”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所探讨的主要是“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国境以内,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能?”的问题。由于“打破”/“打不破”的标准殊难准确界定,因此,有必要回到“胡线”背后这个更根本的学术问题上来。

我国边疆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人口密度较低,这样的事实人尽皆知。但针对是否可以向边疆地区大量移民,则有不少争论。20世纪的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均有过是否可以向西北地区大量移民的大讨论。《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认为,“多数不明地理事实之言论家,往往以为我国东南人口虽密,然西北各省,地广人稀,大有移植开发之可能,不知此乃似是而非也”。解放以后,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基本的人口迁移方向是由东南向西北、由沿海向边疆、由城市向农村、由人口稠密区向人口稀疏区、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迁移。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却出现相反的迁移方向,出现移民的回流。由于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的双重作用,目前我国西北半壁的人口绝对数已在7000~8000万人,远超“胡焕庸线”提出时候的不到2000万人。

如果将胡焕庸线的含义不机械化地理解为“东南半壁面积占36%、人口占96%,西北半壁面积占64%、人口占4%”,而是稍作简化为“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人口分布格局;则这种大尺度上的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并不见得是人口分布的不合理。胡焕庸先生在1984年发表的《怎样理解人口生态、怎样考虑移民西北》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平衡应该是指人口与经济的平衡,人口与生态的平衡;合理也应该是指资源的合理开发,生态的合理安排,而不是说人口密度必须各地一样,才算平衡,才算合理”。目前,我国西北的人口压力已经日甚一日,大规模的移民可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生态上都是不太合适的。因此,在现今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合理人口容量,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忘记地理实际与生态环境空泛谈平衡、谈合理。否则,所谓打破“胡焕庸线”就可能引起人口与生态失去平衡,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

注释:

①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ZD025)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杨芳.李克强之问:“胡焕庸线”怎么破?.人民网,2014.11.28.

[2] 王铮.突破“胡焕庸线”的两个关键.文汇报,2014.12. 2.

[3] 改造中低产田 突破胡焕庸线.中国科学报,2015.1.16.

[4] 李培林.新型城镇化能否突破胡焕庸线?.环境经济,2015(Z1):37.

[5] 张学文.胡焕庸线就那么重要吗.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024-848479.html.

[6] 童大焕.世纪大迁徙 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城市化.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57.

[7] 叶大年.城市对称分布与中国城市化趋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87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12-26 15: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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