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贸易大国如何实现转型

张幼文

内容摘要 中国已经建成了贸易大国,但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生产要素国际流动条件下实现的,因而决定了以外资流入推动出口高增长的发展特点,也决定了出口实现的本国要素收益必然相对较低。基于对中国作为贸易大国收益较低之成因的分析,可以明确贸易竞争力应以收益率为条件。据此,由贸易大国迈入贸易强国的三大战略是:微观上推进要素培育;中观上实现产业主导;宏观上参与国际体制建设。

关键词 要素流动 贸易收益贸易大国 贸易强国战略国际体制

作 者 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上海200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贸易大国转型发展的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研究”( 13&ZD048)

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标志着中国以规模扩大为特征的发展成就,也意味着以实力提升为内涵的发展阶段的开始。探索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道路,需要分析中国如何成为贸易大国,以及面大却不强的根本原因。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全球化经济机制与中国贸易发展特征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不同于世界历史上其他贸易大国。对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如何以大求强的战略探索,必须从其特征和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

中国既不同于传统发展中国家以资源与农产品出口为主,也不同于一般发达国家在一些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加工贸易是中国贸易大发展的主要方式,外商投资是中国贸易发展的主要路径,由此构成了中国“外资主导型贸易增长”的发展模式。这是全球化经济条件下的特殊模式。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这一发展模式既不是经典比较优势论的表现,也不是著名要素禀赋论的结构。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把资本、技术、品牌、管理等容易流动的高级生产要素带人中国,与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环境等不易流动的低级生产要素相结合,生产了有技术含量和国际市场的廉价产品。中国的出口既不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是中国富裕生产要素的集成,而是全球化要素流动下各国要素合理组合的产物。中国的廉价、低级与不易流动生产要素由此实现了出口,这是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关键机制。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发展,使中国的出口总值远远大于国内增加值。近年来关于增加值贸易的理论进步,特别适合于说明中国的贸易模式,即使不强调贸易方式,国际价值链分工这一时代性的现象,也要求运用增加值贸易原则显示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真实情况。对于以低端位置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中国来说,这一贸易统计上的进步可以使我们在“世界第一”面前更加清醒。

然而,增加值贸易方法指出了贸易增加值形成的地点(国家、特别关税区),却没有区分贸易增加值创造的主体(企业及其国民属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贸易特别是由外资流入、中外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产品出口来说,增加值贸易方法解决了“属地”问题,仍然留下了有待回答的“属权”问题。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决定了贸易收益的国民归属,这是分析贸易收益不可回避的原则。在全球化要素流动下的贸易发展,也必须从这一基础现象出发才能正确分析一国的贸易收益,揭示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价值链分工中地位高低的内涵只能是收益之相对大小。

要素流动的时代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国贸易增长的因素。为出口发展而进行的国内要素在产业间重新配置从而提高生产率,并不是出口增长的主要机制;外部高级要素流入,动员起闲置低级要素才是最重要的增长机制。国内外不同生产要素对贸易增长贡献的差异,是认识中国贸易增长特点的重要环节。要素跨国流动的时代特征,使一国要素价格上升为影响要素流动,进而影响贸易结构的根本原因;而要素的国际相对稀缺性决定要素流动,进而决定国际要素合作与贸易。这一机制已经超越了比较优势论与要素禀赋论所揭示的一国产业为贸易而配置的国内市场机制。

在自由贸易占主导地位的今天,贸易大国并不只意味着出口大国,同时也意味着进口大国;进口既以市场规模影响着他国的出口增长,也以需求结构影响着他国的分工地位与产业进步,这是贸易大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侧面。对中国来说,这同样是国际分工地位的一个侧面。只有从进出口两个方面同时研究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结构内涵,才能更清晰地规划转型升级的目标。

除了深化分工与提高效率的微观意义外,在过去的35年中,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持续顺差实现的。然而,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外部环境,已经不能让中国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方式。对中国来说,不仅顺差全部来自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还是逆差,这反映了结构上的低水平。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和土地、环境资源的不可承载性,与国际环境一起使传统贸易模式不可持续,这是外资主导型贸易发展模式的必然。而发展模式的转型,既因这一模式的性质而必要,也因这一模式的成就而可能。

要素跨国流动下贸易的国民收益与竞争力的收益原理

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其全球化经济的基础性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与性质,甚至使“分工”这一概念变得不那么确切。中国的贸易发展模式证明,国外要素流入并与本国要素结合,是贸易增长的方式。国际分工已经是产品内的价值链分工,而这一分工的前提是,要素流动形成的“要素合作”和在价值链各片段上的专业化。从理论上认识中国贸易发展的这一性质的战略意义在于,贸易发展转型升级的基础是要素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完整产业意义上的比较优势转移。表面上看,从要素流动出发,贸易脱离了经济比较优势理论,也违背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不直接流动而通过商品流动的原理。但事实上,要素流动理论恰恰揭示了现代各种贸易现象产生的基础,揭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不只是资金的流动。从要素流动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当代国际贸易的研究思路:正是投资替代创造着贸易,并改变了要素不流动下的种种贸易特征。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正因为进入了生产要素层次而不是停留在产业或产品层次,使要素流动产生的复杂贸易现象下的收益国际分配问题得以回答——要素稀缺性决定要素价格从而决定该要素所有国民的收益。

投资超越贸易是当代全球化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投资既替代了贸易,也创造了新的贸易模式。而中国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的根本,就在于充分利用了这样一种机制。开放形成了外资带动稀缺要素流入的条件,外资推动下的价值链分工不仅使中国贸易迅速扩大,而且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具有全球化时代特征的发展。揭示这一点,既证明了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原因,也有利于认识这种贸易发展模式下收益分配意义上的不利性与结构进步意义上的局限性。

贸易大国是可以用规模来衡量的,但贸易强国究竟用什么来衡量却是一个并不清晰的问题。竞争力似乎是强的同义语,问题又归结到什么是竞争力?问题的关键是,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要素流动已经使一国的贸易竞争力成为多国要素组合的表现,从而使各种基于市场表现的竞争力统计失去其合理性。

贸易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无疑要以收益率为准则,更高的收益率是更高竞争力的最合理标准。在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况下,出口产品是一国各种要素组合的产物,企业的理性行为必然会追求高收益率,国家的贸易竞争力也就得到了相应的体现。但是,当企业是要素流动下多国要素组合的产物时,产品的竞争力就不再是国家竞争力的直接表现了。核心要素的竞争力才是产品竞争力的来源,而拥有这一核心要素的国家才是具有产品竞争力的国家。一产品的贸易收益要在各国的要素间分配,核心要素等高级要素必然要求获得更高收益,其由稀缺性及成本所决定,低级非稀缺要素则相反。可见,要素收益率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本质。

中国的贸易发展模式可称为外资主导型贸易模式,外资流入是出口能力提升的主要条件。外资主导型贸易发展是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决定性条件,是中国前一阶段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同时也使出口规模更不能反映中国从贸易中实际获得的收益——出口是中外两方面要素组合的产物。

外资主导型说明了中国贸易发展的路径与特点,本身并不说明其中的收益分配。既然是要素合作而不是产品分工是生产的基础,因此要素的不同所有者的收益才是贸易的收益分配,而不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机制。外资的品牌、技术和国际市场网络等与中国的土地、劳动力以及要素价格等相结合,实现了这种要素合作型贸易发展中的收益,

在指出微观意义上的收益分配后,我们必须分析这种贸易发展中的宏观影响与外部性,这从不同意义上代表着中国的贸易收益。外资流入以及由此而动员起来的中国闲置生产要素投放生产形成投资拉动型增长,并产生增长的乘数效应。外资生产通过产业配套和服务需求拉动了国内产业进步,技术与产品的示范效应、消费的创造效应等都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增长。外资企业创造了税收,而中国政府提供了公共服务,在过度的政策优惠下,外资企业的税收贡献就可能不足以补偿公共服务支出。特别是在过去30多年中,环境保护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更是不能在出口收益中所补偿的。

中国的贸易发展模式,使贸易问题上一个国家大和强的矛盾更加显著,中国的要素收益在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比传统贸易发展方式要小得多。这也使目前广泛采用的体现国家贸易竞争力的各种统计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不是由中国的生产要素所创造,因而产品的市场份额等各种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并不是中国竞争力结构的准确体现。

根据获得收益是所有商业行为目的的原理,只有基于收益率的市场份额才是真实的竞争力。同理,在要素合作贸易发展模式下,只有基于本国要素收益率的市场份额才是真实的国际竞争力。也因此,只有经过本国要素收益率调整的显性比较优势者,才是一国真实比较优势的体现。

据此,我们也可以明白现代(要素流动时代)贸易强国的性质。显性比较优势等贸易竞争力统计方法只有经过收益率的调整,才能体现以收益率为约束条件的竞争力结构。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和市场份额时,才能说这个国家在这个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而只有一个国家在先进的主导性产业而不是传统产业中拥有这样的比较优势,这个国家才能被认为是贸易强国。

通行的各种贸易竞争力统计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基于进出口规模与价格水平。这些方法未体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最基本特征即要素流动,忽略了以地理或关税区域意义上的国家出口中生产要素的多国性,忽略了最终产品出口国并不是全部出口收入的受益国,甚至不是主要受益国。近年来,“增加值贸易”的研究很好地回答了国际贸易统计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一国出口总值并非一国从出口中实现的增加值,从而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地位得到体现,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一国在实现全部增加值贸易中由本国要素创造的份额提供了可能。正是这一不包含流人要素贡献的增加值贸易量,才能最确切地体现一国要素所创造的贸易出口量,以及基于本国要素收益的贸易竞争力产业结构,才是一国贸易竞争力的真实表现。

贸易发展转型的微观基础——从要素引进到要素培育 要素合作这一全球化经济时代贸易发展特征的揭示,要素收益取决于要素稀缺性的原理,以及本国要素收益才是贸易真实收益原理的证明,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培育本国高级要素以提高贸易收益,是建设贸易强国的微观基础。

中国的贸易发展是从激励外商投资即要素流入启动的。对外资的鼓励首先针对出口进行,在开放国内市场经济改革后,又因鼓励出口等政策使出口更为有利。然而,外资激励政策在有效促进稀缺高级要素流入从而贡献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导致了由这种扭曲损害资源配置效率的代价。偏向于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内资企业处于竞争的相对不利地位。偏向于对出口的激励政策,使面对国内市场的企业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使内外资企业在享受政府服务等公共产品上支付着不同的价格。对外资外贸的土地批租政策优惠乃至各种变通的土地使用安排,使土地价格被扭曲,各类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被降低。在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享受的所谓劳动力红利是以低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工资水平获得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创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是以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为条件的。对环境稀缺性本质认识的滞后,使中国在以外资引进发展外贸中严重忽略了对环境这一特殊生产要素的定价,从而使环境成为国家与人民所付出的一种隐含的社会成本,其经济学本质是环境要素价格的扭曲。这一系列要素价格扭曲,最终损害了国家的整体贸易收益。收益是贸易竞争力约束条件的原则告诉我们,必须消除这些扭曲,也只有消除这种对外资外贸的政策引致性扭曲,才能实现内外经济整体上的效益最大化。贸易强国应当是基于市场化资源配置基础上的贸易竞争力,而不是隐含要素扭曲损失的贸易竞争力。

在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可称为“区域发展导向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即各级地方政府有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与职能,这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体制优势。然而,这一发展体制也产生了地区之间发展的政策竞争,以优惠政策引进外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政策竞争的结果就是不断加大的税收优惠与降低的要素价格,使经济增长与外贸发展中付出了不必要的来自于体制引致性扭曲的成本。

要素的高级低级之分来自于其生产成本,除了自然资源外,劳动力、资本都是一定量投入的产物。然而,要素的收益却显示一条规律:高级要素高收益率,即收益相对于投入更高。决定这一规律的则是高级要素的更高稀缺度原理。更高、更有风险的要素创造必须以更高收益率为动力,这是一个市场规律。在国与国之间,决定投资与贸易收益差异的根本在于要素结构,高收益率只能以要素的更高等级为条件。以收益率为内涵的贸易竞争力,是以一国的要素结构即高级要素拥有的水平所决定的,贸易强国只能是高级要素更富裕并参与全球化的国家。

由此,我们可得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强国战略的一个关键性结论:培育高级要素。只有以更多高级要素参与国际要素合作,一国才能有更高的收益率。这一结论不是理论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全球化创造的要素合作的时代特征。

从要素引进开始的外贸发展战略升级的核心,是要素培育。要素引进启动了发展,积累了财富,在中国同时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外汇与资金双缺口问题,也为新阶段上的要素培育创造了条件。从开放引进开始,国家发展战略进入到自主创新阶段,其核心就是高级要素的创造和培育。资金与外汇积累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准备了条件,也为通过国际并购迅速获得高级要素创造了条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很少具备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高级要素,但却可能通过大规模并购获得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技术、品牌、管理与市场网络等高级要素,为主导国际价值链分工创造条件。国内创新与国际并购并举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特有的要素成长道路。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是贸易战略乃至经济强国战略的关键,这将使一国可以成功避免类似比较优势陷阱意义上的要素合作陷阱,即停留于依靠本国低端要素参与国际合作的发展战略,从而长期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低端。

中国以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为特征的贸易发展模式,正在以实践证明一条全球化经济时代可行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就是,靠开放政策引进外国高级生产要素,使本国闲置的低级生产要素得到使用,通过迅速增长的出口积累资金与外汇,同时解决发展的双缺口,由此完成发展的第一阶段。在双缺口转变为双剩余后便开始进入新阶段:国内投资能力的提升为培育高级要素准备了条件,对外投资能力的提升为投资引领出口创造了可能,并使国际并购成为迅速获得高级生产要素的有效途径。这样一条完整的发展道路正在全面展现,它将系统回答发展经济学长期以来探索的开放型发展战略中的难题。

价值链分工是当代世界经济中分工的显著特征。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是要素结构,一国低端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是与该国低级要素充裕、高级要素稀缺的要素结构相联系的。因此,在价值链分工中地位提升的基础是高级要素的培育,而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将最终体现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上升是贸易强国的重要内涵,加工贸易方式是价值链分工低端的典型表现,但要素结构才是导致这种分工的根本原因。广义的全球价值链不限于加工贸易方式,而是全面体现在各种贸易方式之中,包括服务贸易。因此,提升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战略,广泛涉及到基于高级优势要素的产业升级。当全球化使越来越少的产品由一个国家独立生产,越来越少的产业由一个国家完整拥有时,分工地位只能由价值链中的地位来说明,而贸易强国也只能是价值链高端即高增值率的国家。

贸易发展转型之中观目标——从价值链低端到产业链主导从中观意义上讲,贸易强国的标志是分工地位,包括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产品产[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业结构并不是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客观表现,因为各产业的资本来源属性不同,不能把外资企业的出口作为东道国的竞争力表现。因此,从产业意义上讲,国家分工地位必须客观分析产业的投资来源。正如要素权属分析是回答贸易竞争力的性质一样,产业资本属性是正确分析国家分工地位的依据。

产业的不断创新尤其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产业革命,不断改变着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当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并体现出引领产业进步的方向时,国际产业链分工格局也在不断调整。新兴产业引领着全球产业进步的方向,实现产业创新的国家主导着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在产品内分工使国际分工深化以后,我们依然要高度关注国际产业间分工的不断调整现象。在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的今天,产业创新使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引领与主导地位,因为创新产业有着更高的增值率与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影响,贸易强国特别表现在创新性产业的绝对优势上。

正如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要素流动基础上的国际投资一样,国际投资的主体即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经济的主角。跨国公司主导了国际分工,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也是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必要条件。跨国公司既代表着一国在该产业中的国际竞争力,也体现了企业采用的全球化经营与竞争方式。中国的跨国公司将遵循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原理,同时因其经济结构与企业的多样性、传统产业竞争力强和新兴产业崛起快,呈现出多样化的模式。

高级优势要素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而国家的全球发展战略将发挥重大的引领作用。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核心,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支撑,中国将呈现以国家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以投资带动贸易出口的投资一贸易互动新格局。装备制造业与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将代表中国的产业比较优势,国际产能合作将使中国的优势传统产业产能与各国共同发展产业,各国的互联互通将创造贸易投资新格局,进而通过对各国的园区化投资形成中国与各国的新分工贸易关系。未来中国走向贸易强国的道路,将是一条与对外投资互动发展的道路。

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下,贸易意义上的强国战略已经成为整体强国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把握中国对外整体战略才能有效推进贸易强国战略。其一,一带一路战略是政治、经济、外交与文化对外合作战略的总和,全面营造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是这一战略的基本点。其二,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对外金融战略相配合,有效发挥了国家战略优势,体现了国家战略优势对发展投资贸易关系的引领作用。其三,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融资,引领发展创造更大的贸易投资关系空间,并且在国际合作框架中掌握主动权,超越了相互开放市场的自由贸易区模式。其四,国家战略性投融资为民间投资贸易关系开辟道路,以当地经济的务实发展保障国家开发性融资的效益,宏观的长期互动是战略整体性的本质。其五,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贸易竞争力在整体战略中得以实现,是在新的发展需求中实现而不是在与他国竞争既有市场中实现。其六,中国以国家战略及与各国的金融合作,将有效弥补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在世界发展需求中的不足,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的不足,体现大国的影响力和主导性,这也是全面意义上强国和负责任大国的表现。

如前所述,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进程也伴随着理论上经常忽略的一个侧面即进口。当中国解决了发展中的双缺口,以巨大的国内市场影响世界时,进口战略也就成为实现贸易收益和强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正确的产业政策指导下,合理的进口是一国产业结构进步的重要途径。进口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推动一国的产业升级,其中包括装备奠基、产业补缺、竞争激励与消费培育等。进口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机制推动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进步,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巨大的市场购买力与增长潜力,使中国可能在进口战略上赢得主动、体现实力,包括价格决定中的话语权、产品质量上的选择权和技术应用中的规模效益等。当中国以巨大而高端的进口能力影响世界时,中国市场的规模力量又将表现为一种来自买方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应有效地运用自己的进口能力获得更高的贸易效益。

当代经济的服务化也深刻改变了国际分工与贸易强国的内涵。现代服务业既为农业与制造业创造着更高的效率,也以其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高增加值特征体现着结构进步的方向。与先进制造业一样,现代服务业是现代贸易强国的特征,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有的特征。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放宽市场准入正是其竞争力的表现,而日益多样化的服务产品特别是数字服务的跨境交付,正是发达国家出口发展的新模式。因此,现代贸易强国必然是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的综合体。

贸易强国的宏观特征——从适应环境到制度建设

在宏观意义上,贸易强国是由制度竞争力来体现的,即一个国家以其更高的制度效率形成经济整体上的竞争力。这种制度竞争力既会通过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转变为微观竞争力,也会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表现为产业的中观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在国际贸易制度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等各类制度建设中,强国的标志就是对这些国际制度建设的参与度、话语权与影响力。

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从国内开放型体制建设延伸到改善外部发展环境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上,中国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全球贸易体制建设,通过积极推进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诸边合作进一步推进对外贸易发展。中国要应对世界经济不平衡所提出的挑战,参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协调,从国内战略与对外贸易战略上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中国的经济贸易地位。

由贸易不平衡为主形成的全球储备不平衡,是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外资流入型出口发展是这一不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引资出口大国走向贸易效益大国,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将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特征。从全球经济看,中国的调整将为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作出贡献;从中国宏观经济看,双顺差拉动型增长模式将被基本平衡型替代,其中包含着风险,也意味着对外经济关系走向新常态。顺差型贸易大国正在转变为一个平衡型贸易强国,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大变强的贸易发展战略需求,也来自于中国现行发展模式对各国的影响。一方面,传统产业的成本竞争型贸易发展对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压力;另一方面,忽略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贸易发展,既受到国际社会指责,也损害了国民福利。中国的贸易强国目标要寻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兼容性和发展的和谐性,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寻求与各国的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体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区大发展,投资超越贸易日益成为自由贸易区的核心主题,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被超越,边境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与投资市场准入,开始被国内制度的透明、规范、国际化、法治化所推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不再只取决于贸易投资的竞争力,而更取决于国家体制与国际规则的兼容性。

全球贸易投资制度变化的趋势,对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提出了一系列全新主题。首先,投资超越贸易已经使贸易很少能再以独立的方式发展,投资开放与对外投资战略与贸易发展战略已经形成整体,以投资带动贸易将是贸易强国发展的重要特征,贸易强国日益依赖于综合意义上的经济强国。其次,强国的标志不再只是贸易投资的规模数量,当前尤其表现为国际经济新规则制订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中国需要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双边与多边体制在新一轮全球体制建设中赢得主动,贸易强国需要由规则制订中的影响力来实现。再次,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而且不限于产业的技术优势,其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前一轮改革开放中国靠体制优势实现了要素集聚,创造了贸易增长奇迹;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将靠“投资带动贸易与创新引领竞争”,再造贸易增长奇迹,这两个机制就是战略与体制优势。

投资与贸易的深刻联系特别体现在投资创造国际价值链分工,决定国家的分工地位。因此,投资战略是贸易战略的必然延伸,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战略尤其要把投资战略作为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尤其要以国际投资制度的变化作为发展环境的重要依据。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从边境上的市场准人延伸到边境内的制度公平,包括透明、规范、法治化与国际化。这些历史性变化既对中国的开放与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改变着中国“走出去”的发展环境。与各国签订投资协议相互开放投资,将成为中国贸易大国发展道路上的新主题。

与各国从双边到多边的自由贸易区合作,也是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使贸易扭曲消除,更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自由贸易区,中国既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也将通过开放市场提升国内竞争力,以贸易增强国力。中国多层次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的重点,要从商品市场的相互开放不断扩大到服务市场的相互开放,从被动地接受要价到主动地将国内产业发展战略与海外市场拓展相结合,内外发展一体化,使贸易开拓市场的战略上升到贸易增强国力的战略。

编辑李梅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12-26 1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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