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真相与中苏两党决裂

叶书宗

内容摘要 1964年10月,中苏两党大论战白热化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被赶下台。苏联政坛的突变,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何去何从,出现了微妙的瞬间选择。在这当口,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中苏会谈破裂。随着1965年3月莫斯科协商会晤的举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分裂。1966年3月,中共拒绝苏共关于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邀请,两党终于决裂。从此,中苏同盟名存实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苏对峙两极格局,终于向多极的世界演化。实际上,即使没有“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中苏两党的决裂也不可避免。不过,辨清“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的真相,有助于深刻认识中苏两党决裂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马利诺夫斯基事件”莫斯科协商会晤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大国民族主义和新托洛茨基主义 中苏两党决裂

作者 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向大会作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个理论问题,以及反对个人崇拜,恢复党的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等主张,作为苏共的总路线。由此,中共和苏共出现了意识形态分歧。随着意识形态分歧的加深,中苏两党之间从面和心不和到指桑骂槐,直至公开论战,激烈地相互批判,两国关系也随之从冷淡趋向恶化。1964年10月,在两党大论战处于白热化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被赶下台。苏联政坛的突变,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何去何从,出现了微妙的瞬间选择。就在这当口,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中苏两党终于彻底决裂。“马利诺夫斯基事件”怎么会发生,至今仍难猜透。事实上,不管是否发生“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中苏两党决裂已不可避免。但是无论怎样,辨清“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的历史真相,有助于深刻认识中苏两党决裂的历史必然。

苏联政坛的突变和中苏两党的相互观望

1964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开始休假。他先到克里木州的行政中心辛菲罗波尔,第二天就转道黑海之滨——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皮聪达,休闲疗养。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已经形成的倒赫鲁晓夫的同盟,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的时机,策划了一个宫廷政变式的计划,并把方方面面都安排妥当,选定10月12日作为决定性的日子。

就在这几天里,倒赫鲁晓夫的同盟起草了准备提交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的题为《赫鲁晓夫的错误》的报告。这份报告很长,译成中文有4万余字。报告列举赫鲁晓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所犯种种严重错误”。其中特别提到:同“滑向大国民族主义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中国领导人”的争论中,“赫鲁晓夫同志是有过错的,他在同兄弟党领导人谈话时,表现粗暴,缺乏涵养,高傲自大,语出伤人”。“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不合逻辑和自相矛盾的。他时而下令要给予坚决反击,时而又建议停止争论。这就在各国兄弟党的队伍中造成了惶惑不安和惊慌失措。一些党同中共进行论战,另一些党则沉默不语,总之是各自为政。”“应当承认,在激化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我方在中印边境冲突期间的行为,起了负面作用,并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感到迷惑不解。”

所有这一切,赫鲁晓夫都被蒙在鼓里。

10月12日,是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上升号”发射的日子。这天,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射载人宇宙飞船这件事上。12日下午,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苏共中央书记们,都集中到勃列日涅夫家里开会,决定要赫鲁晓夫下台。会议通过《关于对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制定新时期国民经济远景规划提出的有关问题的决议》。决议说:迫切需要于近期内召开有赫鲁晓夫同志参加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委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同志打电话同赫鲁晓夫同志联系,向他转达这一决定,以便中央主席团会议能于10月13日举行”。与此同时,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对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以及安全防范工作,也作了紧急而周密的布置,包括严密监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几处住所,监控并切断赫鲁晓夫同外界的通讯联络,只保留苏共中央主席团同赫鲁晓夫的通讯渠道。

10月12日傍晚,赫鲁晓夫正沿着海边的林荫道散步,值班员跑过来报告说:“苏斯洛夫同志请您接电话。”赫鲁晓夫回到别墅,拿起话筒。话筒那头传来勃列日涅夫的声音,要求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长时间没说话,然后问:“讨论什么问题?”勃列日涅夫回答:农业和其他问题,并坚持要求赫鲁晓夫立即返回莫斯科。赫鲁晓夫不耐烦了,说:“我在休息嘛,再过两星期等我回来再讨论。”电话里,双方的声音逐渐激动起来。至此,勃列日涅夫只好亮出底牌:“如果您坚持不返回,我们也将在您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主席团会议,并形成相应的决议。”听到这种话,历经政坛风雨的赫鲁晓夫才心头一凉。他虽然不知道事情的准确情况,但是凭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猜到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10月13日下午,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下了飞机,就直接被拉到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室。主席团会议虽然仍由赫鲁晓夫主持,但是会议按事先的布置,激烈抨击赫鲁晓夫,基本内容就是《赫鲁晓夫的错误》那份报告。除米高扬外,与会者基本上持落井下石的态度。会议认为必须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米高扬建议,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保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一建议被主席团会议拒绝。已临近午夜,会议暂时休会。

10月14日上午,主席团会议继续。赫鲁晓夫表示愿意让位,说:“不过,我想说,对我提出的许多指控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在我不可能把所有指控都回忆起来并一一答复。我只讲一点,我的主要缺点和毛病是善良和轻‘信。也许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不过就连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也从来没有公开和诚实地指出过我的任何缺点,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建议都统统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赫鲁晓夫表示“自愿”写一份要求退休的报告,并亲自签名。其实,这份报告早替他写好了,只需他在上面签名。其中说:“由于年迈并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请求苏共中央满足我关于解除我所担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赫鲁晓夫提出,想向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提个要求。没等赫鲁晓夫把“要求”说出来,勃列日涅夫当即森然地说:“这办不到!”到这般地步,赫鲁晓夫的老泪夺眶而出,哽咽道:“你们知道,我本来就想过,我该退下来了。问题一大堆,我这么大年纪解决起来很困难……至于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有分量的、公正的结论。”最后,赫鲁晓夫说:“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我可以离开莫斯科。”有人说:“这又何必呢!”这样,总算没有把赫鲁晓夫赶出莫斯科。一夜之间,赫鲁晓夫成了一位领特殊养老金的退休者。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题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主席团内部发生的问题和在苏共中央活动中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的措施的决议》o决议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提出解除他的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10月14日下午,苏共中央全会立即召开。全会没有讨论,一致通过《关于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决议》。波德戈尔内说,“有人提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第一书记”,同时宣布“勃列日涅夫同志经一致同意当选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说:中央主席团提议推荐柯西金同志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宣布“大家一致推荐他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接着宣布:苏共中央全会闭幕。

勃列日涅夫一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就有“创新”:一是简单,通过中央全会决议,选举中央第一书记,推荐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人选等大事,不作酝酿、讨论,连举手表决、投票等手续也一概免去,以宣布了事;二是时间短,这次中央全会从开幕到宣布闭幕,总共只有半天,成为苏共历史上开会时间最短、办事效率特高的一次中央全会。

勃列日涅夫自导自演的这场“逼宫”戏,总算以“武戏文唱”落幕。10月15日,苏共中央向苏联公众和全世界播发了克里姆林官易主的“公报”。

马利诺夫斯基突发癫狂

赫鲁晓夫被逼下台之前,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写信给中共中央,提议于当年12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世界26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协商停止论战,起草兄弟党会议的文件等事项。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不是本着协商原则,而是向各国党下命令,因而声明:“坚决反对你们开分裂会议”,“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苏联政坛的突变,中苏双方都对趁机改善双边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心情。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作为重要问题来抓。就中国而言,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认为苏联会有所改变。10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分析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苏关系,以及中国的对策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苏共领导今后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至于怎样地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怎样,看一看苏共方面究竟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再考虑相应的对策。”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中共中央采取“静观”的态度。所谓“静观”的具体做法,即一是不再进行论战,不公开发表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苏联也敏感地注意到这点。苏联驻华大使馆向本国政府报告说:“大约从9月28日起,中国中央报纸上反苏的文章减少了一点。同时在北京(以及在其他城市)公共场所的书架上已经撤去了反苏的外文书籍。”二是祝贺勃列日涅夫等人当选苏联新领导。10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联名致电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祝贺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祝贺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三是派遣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这一系列的“静观”实际上都是友好的示意,是等待和希望苏方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中国式含蓄。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改善中苏关系是有前提的(有“原则”的),即苏共必须放弃、改变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所通过的基本方针、路线;取消召开26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

勃列日涅夫当政后,1964年10月17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苏共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的总路线》的社论。社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由党在它的第20次、第21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上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和苏共纲领确定的。”关于苏共新领导执行的路线,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在欢迎宇航员大会的讲话中正式说:“我们党第20次、第21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关于召开26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勃列日涅夫说:“苏共将积极奉行召开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会议的路线,我们深信这次会议可能而且应该有助于达到上述(指‘所有兄弟党的团结’——作者)目的。”这样,苏共新领导对坚持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和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等问题,均表示了明确的、断然的态度。1964年10月26—27日,苏共中央同来访的以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马歇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时也明确表示:“苏共的政策不会因赫鲁晓夫的被解职而有任何改变;苏共在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所公布的一切文件和致兄弟党的信件仍然有效,都不会改变。这一切都是主席团同意的。”马歇回国后向法共中央全会作报告时说:“苏联领导人否认了这种暗示:苏共将设法同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妥协。”

苏共新领导虽然还没有与中共中央正式接触,但是基本态度已经表白得很明确了。

11月5日,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基里连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等党政军领导人,到机场迎接。11月6日,周恩来拜会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苏联党政新领导时说:“我们希望,我们两党两国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正是根据这一目的,我们这次来除参加庆祝活动之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1月6日,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大会的报告中,当着中国党政代表团和世界各国代表团的面,再次表示:“我们党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们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总方针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我们觉得,再找不到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更好的办法。再次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真理报》社论、勃列日涅夫的几次讲话,都反复表明,苏共新领导在坚持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和召开兄弟党代表会议这两个问题上,都持毫不退让的态度。这样,中苏改善关系的前景,几乎是一团漆黑。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使中苏关系二团漆黑的前景,变成两党正式决裂的现实。

11月7日晚,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盛大招待会,苏联党政领导人、各国来宾,包括中国党政代表团,全都聚集一堂。在招待会进行中,苏共中央委员、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端着酒杯致祝酒词。他先是激动地谴责美国侵略越南,当周恩来走向苏联的元帅们,以便向他们提议为中苏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干杯时,他对着周恩来说:“希望你们中国人不要搞政治游戏了。”周恩来马上意识到马利诺夫斯基可能要表达的意思,就有意把话题转开,说:“这些游戏很简单,揭开幕后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但是,马利诺夫斯基并没有就此止住,而是继续说:“我们不应当让任何恶魔妨碍我们的关系。苏联和中国人民希望幸福,就不要再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妨碍我们了。我们苏联人已经推翻了赫鲁晓夫,而现在你们就把毛泽东推翻。”出席招待会的美国驻苏大使,面带微笑地注视着马利诺夫斯基说出这番话。

周恩来考虑到当时的实际处境,因而没有当场反驳马利诺夫斯基,而是说了一句“你的话我不懂”,立即转身走开。随后,周恩来向米高扬说:“刚才马利诺夫斯基胡说八道。”当晚,周恩来立即给中共中央发急电,报告招待会上发生的事情的经过,提出代表团准备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指示。11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复电代表团,同意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苏共作出正式答复。中共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认为,这是苏共干涉中国内政的极其严重的事件,指示中国代表团:一、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二、抓住此事,谴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三、绝口不谈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的问题。

这样,中苏两国党政代表团会谈尚未开始,且不说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南辕北辙,即就双方的情绪来说也极度对立,会谈的结果可想而知。应邀参加庆祝活动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与应邀参加庆祝活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会谈时曾说:“我们的代表团来莫斯科是来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并怀着巨大希望尽可能巩固统一和团结。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已没有原先的乐观。……我们的情绪变化是因中国领导的行动引起的。”“我们刚从北京获悉说,中国的报刊要刊登针对赫鲁晓夫本人的文章。如果任何一个党在自己的刊物上讨论那些不时发生在我们国家机构内所发生的变动,我们是不答应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乐观不起来。”哥穆尔卡的话,也是旁观者清。

中苏两国党政代表团会谈与破裂

11月10日,苏共中央安排了与来访的其他兄弟党会谈,中苏两国党政代表团在11月的8、9、11、12日,连续举行了四天的会谈,有几次会谈甚至超过7个小时。

中国代表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谈一开始就采取步步紧逼的态度。周恩来首先对马利诺夫斯基在招待会上说的那番话提出严重抗议。周恩来说:“你们知道,我们党和政府派遣以我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友谊并参加隆重的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你们也认为,这次访问是友好的表现。然而,昨天克里姆林宫举办的招待会,其中参加这次招待会的有西方国家的记者。这次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公然向我提出了一些挑衅性的问题。”“这不单单是对我们代表团的侮辱,也是对中国党、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的侮辱,对我个人的侮辱。这种挑衅和侮辱,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周恩来特别强调:“从招待会回去之后我研究了整个细节,并得出结论:这不仅仅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具有这种想法,我指的是你们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同志。……难道你们同意,我国代表团来访问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这儿对我们进行公开的侮辱和挑衅吗?然后,难道就可以认为,正如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的,你们希望我们像你们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一样也这样对待毛泽东吗?”周恩来所强调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即马利诺夫斯基说出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不便说、不敢说的话。

柯西金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国代表团正式道歉。勃列日涅夫则一再说明,苏共中央对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莫斯科是非常满意的,“我们把这看作是我们改善党和国家关系而进行的接触迈出的重要一步。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没有参加研究这个问题的主席团会议,因为他既不是主席团成员,也不是主席团候补成员。……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莫斯科派代表团的决定看作是克服现有分歧、促进局势正常化而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就是我们对你们代表团来访的态度”。关于马利诺夫斯基说的那番话,勃列日涅夫说:“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才从米高扬同志那儿了解到您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谈话的第一部分内容。……我可以说,我们对这件事很愤怒。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话不仅没有反映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而且事实上他甚至没有权力在这种场合说出自己的意见。……至于您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意见反映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这种看法,我们要对您说,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领导人的意见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把这看作是对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对你们代表团的侮辱。我再次重复说,完全不是这样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在不清醒的状态下,没有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勃列日涅夫补充说:“关于这一点,他(马利诺夫斯基)个人准备道歉。……他还是准备进行真实的道歉。我认为,他是会进行道歉的。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感到遗憾。我想,您应该相信我们这一点,并且这也不应该妨碍我们的共同努力。”

周恩来坚持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苏联的国防部长,是在如此盛大的招待会上说出这样的话;至于说喝醉了酒,中国还有句格言,“酒后吐真言”。柯西金解释说,苏共中央已经驳斥了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话,“当然,这个问题非常令人烦恼。我们完全不会袒护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并对他感到愤怒”。

关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问题,中苏双方代表团在会谈中都已经把话说完了。事实上,这个问题也谈不下去了。

接下去的几天会谈,中国代表团谴责苏共中央虽然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但是继续推行修正主义,搞老子党,搞颠覆活动。周恩来“劝告”苏共新领导人: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

当苏联代表团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解决分歧时,中国代表团认为,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政治路线是赫鲁晓夫一手制定的,既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苏共的方针也应该修改。如果这样,公开论战自然没有必要了。对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认为是赫鲁晓夫所坚持的,赫鲁晓夫下台了,召开分裂会议自然也应当取消。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的康生插话:“如果你们希望讨论问题(关于召开协商会议),但又将之与原定于12月15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硬扯在一起,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苏联代表团解释说:“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和苏共纲领所反映的并非是某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我们整个党的意愿,是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我们提请中国同志注意,此次谈判的重点并非是重新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路线问题。……如果每个来苏联访问的代表团都要求其他党重新研究自己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必将走人死胡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存在分歧的情形下使我们的关系开始步入正常化。至于那些仍存在争议的原则性问题,在我们看来,仍需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以及认真细致的研究。而现在,我们只能为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平心静气地讨论,(从而为消除)所发生的分歧创造条件。……我们建议具体讨论,苏共和中共如何通过联合行动来加强反对帝国主义阵线。”勃列日涅夫强调:至于召开兄弟党协商会议的决定,这体现了61个党的共同意愿。“我们并没有将召集委员会会议的日期非固定在12月15日不可,如果中国共产党原则上同意参加会议,以便通过兄弟党的共同努力来克服(中苏间)分歧,那么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人员构成、名称和工作方式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以便让包括中国同志在内的所有与会成员都感到满意。”

四天的会谈,双方要表达的意思都表达清楚了,要说的话也都说完了,始终找不到任何共同点。苏共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谈中提出建议:“只要中方做好了准备,就可以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代表之间的高级会谈,以便双方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并一步步地使事情向好的方面推进,从而恢复我们之间的互信,加强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团结。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么此类会谈的地点既可以在莫斯科,也可以在北京;既可以采取公开的方式,也可以是秘密的方式。”周恩来表示:“我们的使命在于建立与苏共的关系和研究目前的形势。……将会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一建议。”

四天的会谈不欢而散,连会谈公报都没有形成。

11月14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异乎寻常的隆重,表明中国共产党把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作为反修斗争凯旋的英雄来欢迎。对此,苏共十分恼怒,说:“这次欢迎要显示中国领导人和毛泽东本人完全支持代表团破坏建设性交谈和阻碍在我们党倡议下业已开始了的正常化过程的行为。”

中共中央听取了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以及与苏共中央会谈的汇报。毛泽东对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在苏的活动及会谈十分满意。毛泽东说了两点意思: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中国共产党重新高调批判苏共“修正主义”。1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红旗》杂志第21、22期合刊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虽然没有直接点勃列日涅夫等苏共新领导的名,但是说:“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是由于他的T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社论实际上是狠打了苏共新领导人一顿板子。

中苏两党分道扬镳

中苏莫斯科会谈虽然破裂,但是苏共仍然希望中共能参加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为此,苏共除主动将会议日期推后到1965年3月之外,还建议将26国党起草委员会会议改为协商会晤,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团结。随之,苏共分别征求26国党的意见。越南劳动党、朝鲜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表示不参加会议。

为了争取中共参加这次会议,1964年12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苏捷友好大会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提出了完全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倡议“是值得倾听的”。1965年2月5—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柯西金在往返越南的途中,都曾在北京停留,与周恩来举行会谈,为避免苏中两党的公开分裂作最后的努力。2月1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苏联代表团。柯西金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参加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晤。毛泽东说:“召开会议现在时机不成熟,问题没有展开争论,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会都不能开。我建议你们要取消从前对阿尔巴尼亚的那一套,说那一套错了,只要这样一句话就完了。你们要我们参加什么会,你们得取消前年7月14日攻击我们的那封公开信,去年2月的那个报告、那个决议(指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1964年二月全会上作的《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报告,和二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原注)。只要说这些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合拢了。”毛泽东明知这是苏共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是坚持一不参加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二不停止论战。中苏两党的关系,已毫无挽回的余地了。

1965年3月1日,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在莫斯科举行。应邀的26国共产党、工人党中,有苏联共产党等19个国家的代表团参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劳动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等7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或拒绝、或没有“应邀”参加会晤。

莫斯科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举行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假团结真分裂的面目大暴露》为题的文章,称这次会议为“分裂会议”,进行批判。文章拿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编的《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一书当靶子,说:“这本猖狂反华书籍中的一片胡说八道,都是从赫鲁晓夫的反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仓库中搬出来的,除了造谣诬蔑、诽谤中伤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新货色。人们读了这本书,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仍然在那里作祟。”

莫斯科协商会晤于3月5日结束。协商会晤通过了《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公报》等两个文件。《协商会晤公报》表示赞同苏共的总路线,认为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制定的方针是正确的,呼吁中苏两党从国际主义的团结出发停止论战。《公报》说:“会晤的参加者表示确信,把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比当前把它们分开的东西要强大得多。甚至存在着涉及政治路线和许多重要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也完全有可能并且有必要争取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大力支援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事业中、在争取普遍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不管大国和小国——和平共处的斗争中、在为工人阶级的迫切利益和历史目标的斗争中一致行动。在争取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是克服现有分歧的最正确的道路。”

对莫斯科协商会晤,中共先是以3月4日的“留学生事件”,谴责苏联是“假反帝,是在迫害参加反美斗争学生的同时,奴颜婢膝地向美帝国主义赔礼道歉。”3月5日,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发出了对这次莫斯科会晤如何表态的《通知》。《通知》说:“在对外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表示:一、这个会议就是赫鲁晓夫原定召开的那个分裂会议,尽管改换了名称,它的实质丝毫没有改变。二、这个会议是非法的,中共决不承认。苏共片面召开这个会议,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1965年3月20日,《人民日报》以《苏共领导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步骤》为总标题,刊登了莫斯科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报道、协商会晤公报,以及苏共中央在1964年7月30日和11月24日致中共中央的两封信。中国共产党把这次协商会晤称为“苏共领导非法召开的分裂会议。”为了突出批判苏共以“老子党”自居,《人民日报》把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两封信,称为:“关于召开分裂会议苏共领导的第一号命令和第二号命令。”

为了加大对莫斯科协商会晤的批判,《红旗》杂志1965年第3期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社论特别强调,苏共中央改换领导人不是为了改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行修正主义。社论说:“现在,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苏共新领导这些人,所以非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不可,并不是因为他们同赫鲁晓夫有任何原则性的区别,而是因为赫鲁晓夫搞得实在太臭了,有些做法太蠢了,赫鲁晓夫本人已经成为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严重障碍。他们换掉了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换一块招牌,想用更巧妙的手法,更带欺骗性的花样,来更好地贯彻和发展赫鲁晓夫主义,更好地执行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系统化了的,用苏共纲领形式固定化起来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总路线。”

《红旗》杂志1965年第3期还同时刊登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一书的介绍,说:该书的内容包括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10篇重要文章。这10篇文章即《九评》,加上《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该书还附有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介绍》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一书在目前出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学习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并且把它作为武器,来识别和批判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便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这样,围绕莫斯科三月协商会晤,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认为,这次协商会晤无论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或者是对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均有重大贡献,并想借此来巩固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中心地位。而中共则坚持称其为“分裂会议”,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不仅自己拒绝参加,并努力动员能够动员的其他党也不要参加,建立自身在国际共运中的新地位。可以认为,1965年3月的莫斯科协商会晤,标志着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首的多数派,与以中共为首的少数派之间的正式分裂。

1965年4月28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了《赫鲁晓夫言论》第5集出版发行的长篇文章。文章说:“赫鲁晓夫完蛋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破产了。赫鲁晓夫的继承者,直到今天还要死死抱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艘下沉的破船。这又有什么出路呢?既然这一叶孤舟已经在革命风暴冲击下支离破碎,他们添加几根木料,修修补补,又怎么能够改变它的必将覆没的命运呢?”

面对中国共产党雷霆万钧般的批判,苏共新领导暂时没有作出激烈回应。1965年5月8日,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苏联仍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活动。中国派遣以国务院副总理林枫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联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1965年7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授予列宁格勒金星奖章的大会上讲话,当提到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隐晦地暗示中共正被帝国主义所利用,说:“大家知道,遗憾的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党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大家也知道,帝国主义者正在利用这种分歧为自己谋利益。”1965年9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开始公开抱怨:“自从我们党执行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和恢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原则基础上的一致这一方针以来,差不多已过去一年了。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遗憾的是,不得不确认,苏共的这些努力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支持。”1965年10月16日,《真理报》发话:“不能容忍中国党这样发表文章。”接着,苏方发表了一系列“反击”文章。

196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致信中共中央,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3月22日,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复信说:“就在你们发出这次邀请的前后,你们在苏联向党内外散发反华文件,并且从上到下,直到基层单位,组织一系列反华报告,煽动反华的歇斯底里。你们还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发出反华文件,策动他们同你们一起反华。”复信还指出:“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你们一上台,就宣传你们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苏共二十三大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第一次没有应邀派代表团出席的党代表大会,中苏两党之间的党际关系终结。中苏两党正式分道扬镳。

中苏两党已经公开撕破脸了。1966年的最后3个月,勃列日涅夫连续在苏波友好大会、授予格鲁吉亚列宁勋章庆祝大会、保加利亚共产党“九大”、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九大”等一系列重要场合,以不加掩饰的尖刻语言,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称中共及其领导人“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1966年12月,苏共中央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的决议》。决议说:“中央全会完全赞同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苏共同中国共产党之间,以及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路线和实际活动……毛泽东及其一伙的帝国主义的、反苏的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的阶段。中共现在的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执行的方针,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反对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敌视活动,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所有这些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政策、这些活动,给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也给中国人民自身的社会主义事业,都造成损失,客观上给帝国主义帮忙。”苏共点名批判毛泽东,称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表明中苏两党决裂之后,两国关系也随之转换成为相互敌对的对立面。

中苏关系严重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形势。1950年2月,中苏结盟,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1966年3月,中苏两党决裂,两国关系向对立面转化,从而震裂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成为国际格局向多极的世界演化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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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苑敏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12-26 15: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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