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空间知识型与乌托邦

张羽佳

内容摘要 权力是一种支配性关系,它通过空间的生产贯彻自身的意志并形成规训的治理术。空间知识型这一权力话语体系,它以空间为对象,通过对空间的布局和塑造而完成对于人的社会行为和家庭生活进行控制。依权力运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将空间知识型分为紫禁城式的等级空间知识型、福特工厂制度下现代工业生产的空间知识型和以迪士尼为代表的消费社会的空间知识型。只有内在于历史和社会生活自身的乌托邦能够形成一种反权力的话语机制,实现对于空间知识型的革命性改造。

关键词 权力 空间 知识型 乌托邦

作 者 张羽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空间,从存在论的角度,是容纳人之存在及其社会关系的“容器”,或者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是作为“此在”的存在者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此”,这意味着人总是生存于某一特定的空间之中,人的行动、事件、实践都发生在空间之内。说任何事物存在,一定意味着它“在”什么地方;说事件发生,一定意味着它发生于某个位所。因此,“此”是“此在”之存在的基础,空间是人之生存的前提性条件,“此”承载着“此在”最为根本的存在论维度。对于个体性的人,空间是其“被抛”于某地的具体生存境遇;对于类的人,空间既是人类借以栖居的自然空间,也是包括故乡、家园、祖先、风俗、传统等在内的社会空间。因此,空间必然涵括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类的人)在现实生存中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正是权力运作的场域。

权力,从抽象的意义上,是一种控制与支配性的关系,它幽灵般地萦绕于一切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甚至家庭关系之中。权力在各种关系之中创造自身的话语机制,进而使权力的对象服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空间一向是权力所追逐的场域,权力渴望对空间进行雕塑、刻画和布局。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整体布局(政治布局、经济布局、市政规划),小到一个家庭主妇的厨房,空间的功能和归置都要遵从于空间主人的意志,空间布局和设计是主人意志的展开和实现。具体地说,权力可以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系统性空间知识形态(城市规划话语的形成、空间建筑范式的塑造、空间建筑元素的象征性与符号性表达)来创建自身的话语机制,从而完成将空间、人口、生命技术、组织制度融为一体的社会治理。

空间知识是以空间为对象,通过对空间的布局和塑造,对人的社会行为和家庭生活进行控制的话语体系。空间知识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权力隐匿于空间知识之中,并借助空间知识而“肉身化”。任何关于空间知识的标准规范、科学理论和技术档案的背后都隐匿着权力的身影,这种权力不易辨识,但却能够通过对于空间的塑造而完成对人的身体和行为的控制和“治理”。在其名著《规训与惩罚》中,米歇尔·福柯以边沁的环形监狱为例,对权力与空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精彩的解析:环形监狱四周由环形建筑连为一体,内部分成许多单人小囚室,每个囚室有两个窗户,一个朝内,一个朝外,中央耸立一个瞭望塔,监视者可以透过嘹望塔上的大窗户看到每个囚室的情况,囚犯却因为逆光效果看不到监视者的情况。这样的环形监狱产生的权力效果(监视权力)是长期的并且内化于囚犯心中,即使监视者不再监视,囚犯也会觉得自己处于被监视之中,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规范化,遵从监狱的纪律,达到监狱管理者的要求,这样就实现了从外部空间设计到对主体意志控制的权力运作过程。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权力通过空间知识的建构完成了对人的控制和支配,一切关于空间的“客观”知识和理性思考——环形囚室与中心嘹望塔的布局、嘹望塔窗户玻璃的反射效果、囚室空间的大小高度——都以权力监视和规训为目的。尽管如此,这种内在于空间建制之中的权力却不是赤裸裸的压制和禁令,它精致并隐而不显,以精密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人基本的空间经验,诸如高低、大小、宽窄的广延经验进行理性组织,从而使权力具体地规范人的行为和思想。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权力和空间知识如此紧密地绞合在一起,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变革性的力量,能够对空间的塑造提供一种替代性方案?也就是说,人类是否具有改造现实的权力关系并且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存空间的潜能?如果有,这种潜能本身存在于空间之中吗?或者说,人类改造权力和空间的力量与人类的空间经验具有什么样的关联?

城市与空间治理

中国最早见诸于文字的空间知识当属《周礼-考工记》,我们可以从中略窥中国古代关于城市规划的思想以及这种空间设计与现实政治权力的关系。在这部汉武帝时期编纂的著作中,皇城的布局被捕述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有社,前朝后市。”在这里,皇城首先被规定为一个正方形的空间,皇帝及其臣民容纳于此空间之内,而那些皇权统治之外的部族则被称为“四方”“方国”,皇宫位于城市的中心,象征着帝国权力的中枢。虽然皇宫与福柯环形监狱中的嘹望塔都占据着空间的中心位置,但在空间知识的设计上,却遵循着完全不同的原则:嘹望塔的设计强调其功能性,嘹望塔借助于空间的中心位置完成对冈徒的监视,同时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效应——监视者的目光无处不在;而皇宫的中心性则更侧重其象征意味,即皇帝的居所乃是帝国的心脏,是万众应该朝拜的地方,皇权就如同天上的北极星一样,其他万物都应围绕其旋转。

“左祖右社”与“前朝后市”代表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精神仪礼与社会生活的空间化。根据儒家经典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祭祖与祭社稷都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皇城规划中的“左祖有社”结构旨在强调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的思想,同时暗含太极阴阳之说:“祖”代表皇权承袭的男性血统延续,属阳,故居左居东;“社”代表了土地崇拜中的女性形象,属阴,故居右居西。“祖”“社”并置,一方面完成了阴阳布局的对称与圆满,另一方面则标明“王者必即土中”的皇权合法性观念。“前朝后市”针对的则是社会的经济生活:以皇宫为中心,前面设“朝”即“朝廷”,后面设“市”即“市集”。同样以“阴阳”为类比,朝,为政事,属阳,故在前;市为商贸,属阴,故居后。在这里,前与后、阳与阴被赋予主导与从属的关系,甚至被比附道德关系:“朝”是君子集聚的地方,“市”则是小人聚散的地方,这正体现了中国古代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

“九经九纬、经涂几轨”以网格方式将城市空间分为若干街区,即里。“里坊”最初是由墙所围合的居住区,《周礼》规定“五户为比,五比为闾”,也就是说,周朝城市中“闾里”作为基本居住单元由25户构成,间由围墙围合,每个里只有一条中央大街通向两边的坊门,在管子的设计中,坊门亦有人把守,称为“闾有司”。“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官家”的“鼓”报时之后,街上的人就须得各自回自己的“闾”,不得在城市中游荡。“里坊”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尽管坊间的户数不断发生变化,但这种居住方式却一直被沿用下来,我们在李白的“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和白居易的“百千家似围墙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描写中,也会发现这种城市布局的结构。在唐代以后,尤其是宋代,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开始出现穿凿围墙开门设店的行动,最后直至围墙被推,但“里坊”的空间布局仍未有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依据“里坊”的空间居住方式而设计的“保甲制”一直到明清乃至民国时代仍然是将宏观政治权力的统治深入到微观家庭之中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得力措施。从治理的角度,保甲制的确起到了“弭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究、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四》)的作用,但保甲制亦包含多种积极的社区功能,例如生产、生活、教育、福利、娱乐、自卫以及各种形式的互助。因此历史地看,“里坊制”作为一种空间居住方式的理性设计方案,它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空间,有效地对人口及其生活进行控制;同时在思想意识层面,里坊制强化了作为儒家道德准则基石的集体责任和共同义务,完成了许多政治权力无法完成的社会功能。

我们可以依据福柯的环形监狱以及《考工记》关于皇城规划的例子对空间知识概念进行如下描述:第一,所谓的空间知识并不是现代理性主义所推崇的严格的科学概念,相反,空间知识内涵着强烈的权力意味。从旨趣上,空间知识与其说是求真的纯粹客观知识,毋宁说是求善的知识,它强调知识本身的政治效应、社会效应和心理效应。第二,空间知识虽然被权力所规定,但仍需要借助客观的科学知识才能实现,空间知识尤其与城市规划和建筑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三,空间知识是一种复合性的话语体系,无法完全归属于现代科学所规定的具体学科门类;相反,空间知识中包含中许多诸如“阴阳”“风水”“五行”之说,这些学说更加侧重于空间构造之中的象征和隐喻意涵。例如,在关于紫禁城的空间知识构造中,作为方位词的南北被赋予政治意蕴,天子“面南而治”,“朝北”则意味着臣服,如此等等。第四,权力的意志从总体上规定了空间知识的构成,但空间知识在客观效果上具有多重功能。如果借用现代政治哲学关于政治与社会的二分法,空间知识能够实现许多权力领域之外的多种社会和商业职能。不仅如此,空间知识还表达了许多权力无法涵盖的教化、仪礼和美学意蕴。这意味着,一旦产生空间知识的权力不再占据主导位置,空间知识作为一套学说体系仍然能够脱离权力而独立留存下来,其所包含的技术成就和美学观念仍然能够被运用于新的空间知识的再造,并为新的权力形式服务。第五,空间知识具有生产性,即空间知识具有可复制性,可以作为一种模式和范例而被推而广之,这一特点尤其应该得到重视。比如,中国传统的空间建筑知识——“有墙围合、轴对称、坐北朝南、有庭院”曾被广泛应用于住宅、寺庙、宫殿各类建筑中,从而具体地再生产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关系,权力正是通过空间知识内在的普遍化要求而将自身意志普遍化。

权力与空间知识的建构

空间是权力的剧场,空间知识的建构凝聚着权力本身的秘密。任何类型的权力,就如同列斐伏尔所说,如果“没有创造新的空间,就意味着它没有完全实现;实际上它就是失败了,原因在于它没能改变生活本身,而仅仅是改变了意识形态中的上层结构、体制或者政治机器。社会转型,尤其是革命性的社会转型,必须展现它对于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的创造性影响”。空间知识不仅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层建筑,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语言相联系,构成人之生存本身的基本维度。人对世界的体悟,对于统治形式和自身存在境遇的认知,种种通过生产和消费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及其关于人性、市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经验,都是在空间中产生的。空间规定着人的意识,但却不是意识本身。悖论的是,空间作为人之存在的场域,乃是按照空间知识的构想生成的,这即是说,在空间的背后,权力借助空间知识塑造现实空间的样态,关于空间的话语系统决定着空间自身的结构特征。

如前文所述,在权力、空间知识和现实空间之间存在着一个隐秘的链条,一种权力如果想要真正地实现自身,就意味着它必须在空间内对人们的语言、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进行改造,使之适应权力的要求。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情境下,规定空间面貌的权力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国家机器为基础、以等级制和科层制为核心的政治权力;另一种是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并以逐利为目的的资本权力。不同类型的权力要求不同类型的空间知识,为研究便利,本文采用福柯的“知识型”概念,对空间知识进行一个大概分类。所谓“知识型”,在福柯那里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我们把“知识型”视作对应于不同权力类型的空间语言范式,这种空间语言范式体现了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空间结构的不同要求。正如福柯所阐明的,空间知识型是一个“关系的整体”,它是由多重元素汇集而成的综合体,具体空间的构造是权力与语言、技术与象征、结构与符号共同作用的结果。将不同的空间知识型区分开来的是权力对于空间功能以及空间的符号和象征意义的不同要求。政治权力意志下的空间知识型是等级森严紫禁城,资本权力意志下的空间知识型具有一种“精神分裂”的特质:一方面是讲求严格纪律与秩序的福特制工厂,另一方面则是弥漫着狂欢和娱乐精神的迪士尼乐园。

1.紫禁城

紫禁城是传统政治权力意志之下的空间知识型。在中国,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将政治权力与空间相结合的思想,经过汉代儒家思想学说的秩序教化进而发展出一套将政治统治秩序和儒家礼制思想纳入到现实空间中的“宫殿之学”。紫禁城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规范(礼)和禁约(法),上应天文,以示天子授命于天,下合“五伦”,用空间的形式规范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关系,因此被人们形容为“立体的仪式”。

作为一种空间知识型,紫禁城无疑是生产性的,这种空间知识型的生产性就体现在普通民房院落的空间分配之中。最重要的房间处于庭院北侧面南而建,称为“正房”。正房通常有三个房间组成,中间一间有朝南外开的门,称为厅,两侧房间均通向厅,称为间。厅的空间地位高于间,统领整个院落,正房两侧是东西厢房,为家长的儿子或弟弟的居所,处于厅的监视之下。《论语》中“鲤趋而过庭”,描述的是孔子之子孔鲤疾步穿过厅堂的情景,父亲居于厅堂,可以洞察家中发生的一切。从空间知识型的角度,厅是紫禁城中太和殿的民居形式,起居于其中的男性家长通过占据厅的空间而统领整个家族。

紫禁城显示了古代社会空间安排与社会关系的联系,作为一种空间知识型,它以一种高度象征性的形态建立起国家和家庭中的等级秩序,成为一台再生产儒家礼制的机器,其功能在于完成国家和家庭层面的仪礼和日常生活,使现实生活中的人克己复礼,自觉地遵从君权与父权的统治。

2.福特制工厂

与资本权力相对应而出现的知识型呈现出一种双重性:一方面是整齐划一的厂房式建筑,另一方面是目不暇接、五彩缤纷的商场与游乐园,两种空间形象对应资本主义的两个重要环节:生产与消费。工厂处于生产端,它强调生产过程本身的纪律性,这种空间的设计服从于生产的高效运行;商场与游乐园处于消费端,它的空间设计与新奇、恋物、奢侈和无尽的娱乐联系在一起,两种旨趣迥异的空间知识型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耦合于同一种社会制度之中。

“福特制”这一名词最早起源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用以描述一种基于美国方式的新的工业生活模式,这种工业模式在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的产业背景下,依赖流水线和标准化以及生产控制图表对劳动过程进行优化,通过对劳动过程的不断分工使工作任务被分割,由低技能工人快速完成,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空间布局的角度,福特制工厂奉行极简主义美学原则,空间设计完全服从于生产的需要,它抛弃了繁复的象征性空间语言,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一切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理性的直线取代了拥有优美弧度的曲线,简单的几何立面极其有效地使空间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宽敞的开间为摆放流水线而设,人的位置被机器的位置所决定,工人进行着重复性动作,仿佛是机器的一部分,这种工厂与其说是人的空间,不如说是机器的空间,人的行为完全服从于机器生产的效率要求。

福特制工厂为大机器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设计提供了可供复制的标准化模型,即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方式已经进入“后福特制”时代,但福特制工厂作为一种空间知识型仍然主导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端的空间样态。

3.迪士尼

与福特制工厂对于纪律和秩序的刻意强调不同,迪士尼的空间构造将资本权力完全掩盖在表面上的欢声笑语、热情洋溢的氛围之下。迪士尼乐园是美国金融资本的产物,作为一种空间构造形式,它与古老欧洲传统的空间建筑格局完全不同。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意在用飞升的拱券和插入天空的尖顶将人的精神引向天空,那么,迪士尼则要用全新的空间语言为资本主义的上帝——金钱——搭建一个人间神庙,这个新的神庙在空间设计上不再将人引向彼岸,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此时此地的欢乐之中。在此意义上,迪士尼所代表的甚至不是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那种具有清教精神的资本主义,而是永远追逐物质享受的消费资本主义。

从形式上,迪士尼就是一个嘉年华,是资本主义为它的上帝建造的庆典之所。迪士尼将童话世界搬到了现实中来,睡美人的城堡、加勒比海盗的游船、七个小矮人的矿山车、爱丽丝漫游的仙境,等等,人们的童年幻想被具体化为现实的商品。迪士尼的空间设计,固然强调商品的“展示性”,几乎所有与童话相关的形象都被制造成形形色色的商品出售:水杯、书包、手表、服装、鞋帽、公仔甚至包括主题餐厅和主题酒店,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刺激着人们的视觉和消费欲望。与此同时,迪士尼乐园还在不知不觉中控制着人们的行动,包括游戏的参与、花车游行、日间舞台秀、夜间幻影秀、焰火表演……人们在这个奇幻、浪漫的空间中感受着迪士尼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与米奇的深厚情谊,分享着沃尔特·迪斯尼渴望为世界创造欢乐童话的伟大梦想,心甘情愿地把大把的金钱交付给这个欢乐之地。因此,迪士尼(以及现代商场)与其说是一个空间场所,不如说是一台“欲望机器”,人们身处其中,被激发出源源不断的消费欲望,而这正是消费资本主义的空间知识型核心策略:通过空间设计,完成对于消费市场的开拓。

乌托邦与空间知识的变革

探讨权力与空间知识型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现实空间构造巾的意识形态内容,更重要的是探讨一种新的政治实践的可能性。从现实的角度看,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既是一种总体性的宏观权力,又通过空间知识型的复制和生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微观层面,将制度规训贯彻到空间内主体的日常生活和行动之中,从而完成对于主体的规训和治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权力与空间知识型的紧密结合中,是否存在着某种解构性的力量,从而使得一种新的空间实践得以可能?主体是否具有一种“力量”,能够构想出一种超越于现实空间知识型的空间形态,进而对权力关系进行改造?

笔者认为,对于这些问题须得回到人们最为根本的空间经验处寻求解答。一般地,人的空间感性经验分为以下两种:“实有”经验以及“虚空”经验。与“实有”经验相对应,“虚空”经验并不指示任何处所,亦不指向处所中的物体,而是指那使得“实有”经验得以可能的“空”与“无”。事实上,那种解构现有权力话语秩序和空间构形的力量就蕴于“空”与“无”的乌托邦之中。

从字源上看,乌托邦(Utopia)中的“u”在希腊语中意味着“outopos”,即“无地方”“无有之地”;同时,“u”也可解释成“eu -topos”,意味着快乐美好。从空问角度,乌托邦的这两方面的含义可以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乌托邦是一个建立于无有之地的美好城邦。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一书,此为世人所知的乌托邦一词的开始。乌托邦内在于人的基本生存体验中,这种基本的生存体验就是从“此岸”到“彼岸”、从现实到想象、从“实有”到“虚空”的希望与向往。从存在论的角度,人的生存被各种的激情与渴望所驱使,而希望便是那直接指向未来的东西,是出于对未来的幻想所激发出的改造现状的愿望,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精神”,它表明人不是某种给定的存在物,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一个不断向未来可能性开放的不断生成、不断超越的过程。

当然,乌托邦并不是一种空间知识型。事实上,乌托邦恰恰是一种“无定型”,它超越于一切固定的知识与现存的权力意志之外,其功能在于探索可能的东西,批判现存的东西,促进人类的自我更新和完善。按照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斯特-布洛赫的解释,乌托邦归属于“尚未”的范畴,其直接含义为“尚不是”“还没有”,然而,所谓“尚未”并不表示纯粹的“无”或简单的“没有”,而是指目前尚未存在或尚未生成,但面向未来正在生成、可能存在或应该存在的东西,是一种开放性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布洛赫关于乌托邦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乌托邦的看法貌似矛盾,实际上却并不冲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恩格斯明确确立了“乌托邦/科学”的二元概念,并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乌托邦”这一术语,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一书中认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在这里,“乌托邦/科学”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二分法,它将乌托邦分为缺乏现实依据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基于现实基础之上、具有前瞻性和变革性的乌托邦。

我们把这种基于现实基础之上、具有前瞻性和变革性的乌托邦,视为解构现实权力结构并使得空间知识型得以改造的革命性力量。具体的乌托邦内在于历史和社会生活本身,它虽然不满于现存的权力制度和空间形式,但却不欲以一种整体性的方案取代之,而是具体地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以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姿态”介入对于现实权力的质询与挑战。纵观20世纪的历史,任何以整体主义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乌托邦计划都毫无疑问地遭到失败,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继承着传统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权力关系和社会观念,政治权力的改变只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行政权力的分配与布局,而在更基础的层面上,经济关系的改变乃至于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观念的改变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它们的改变需要更长时段的潜移默化逐渐积累而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最深刻的革命并不发生在表面,而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细节之中,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包括日常语言、行为方式、交往方式)的变革是更深层次的变革,它是如此的细微琐碎,然而,却在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这样一来,关于空间变革的只能以一种类似于巴迪欧所说的“事件”的方式介入人们的社会政治实践之中。我们可以把一个个具体空间的设计与改造方案看作是一个个“事件”,“事件”呼唤着自己的主体,人们因“事件”而聚集。这是因为,对某一具体且现实的空间进行设计与改造会将生活中并无交集的人群——土地的拥有者、空间的设计者、建筑的执行者、空间的使用者——聚集起来,从而构成一个“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主体”并不是同质的,而是具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只有通过对不同的利益以及价值观进行协调、对话和妥协,才能达到最后的一致性认同,而在这一过程中,便会出现关于空间正义问题的讨论与实践。事实上,空间正义问题本身是政治性的,它是人所生存于其中的权力结构(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社会权力)的表征,然而,这一政治问题却以一种社会问题的形态展现:中心与边缘,移民、外地打工者与城中村,交通、公共资源与城市垃圾,高尔夫球场与贫民窟,房屋限购、车辆限购与子女上学,等等。我们称这些与空间正义问题相关的社会问题具有“非政治的政治性”。它是政治的,因为所有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空间问题事实上与权力的分配是同构的,对于空间正义问题的解决,必然要求对权力以及关于权力的空间话语机制进行批判和改造;同时,这些问题也是非政治的,即它不必以政治权力的攫取和颠覆为代价,而是可以通过一种“空间的民主化”的进程得以解决。这种“空间的民主化”以商谈为基础,对权力进行具体的批判:对于政治权力,要求在法律的界限之内确定个体的空间权益,反对政治权力知识型中的监[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视性策略,要求一种开放的对话平台,以公民权利反对政治权力的专横;对于资本权力,在利用资本的力量积极性地改造生存环境的同时对资本的逐利本性进行限制,反对资本逻辑之下对于空间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的破坏,从生态和环保的长远利益出发反对急功近利的经济获利,谋求各方利益的均衡,并通过平凡公民的集体力量部分地实现具体的乌托邦,在微观的层面改造城市空间以及人的现实生存境遇。

事实上,在20世纪的各种前卫的空间设计中,具体的乌托邦都很自然地与人们对于当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相关的变革性理念联系起来,比如日本的矶崎新针对城市空间不足问题提出的“空中都市”概念,美国建筑师富勒为解决世界人口爆炸而提出的“漂浮城市”方案,此外还有针对交通问题提出的“步行城市”“路城”等计划,以及为解决城市高密度居住与环境绿化问题而设计的米兰的“垂直森林”、荷兰鹿特丹的“城市仙人掌”、美国的“纽约绿塔”,等等。这些关于未来城市和公共空间的设计保留了乌托邦精神对于现实的引导作用,它是一种前瞻性的思想力量但却着眼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并积极寻求将具体的乌托邦付诸实现的科学基础和技术手段。当然,具体的乌托邦并不构成空间知识型,因为即使某个具有想象力的具体乌托邦的空间被付诸实现,它也仅仅作为“范例”而存在,并不能在一开始就获得空间知识型所必需的生产性和可复制性。但是,具体的乌托邦却绝不是传统理论所认为的与科学相对立而存在的乌托邦,它不仅是富有想象力的,同时还具备工程学、材料学、动力学等相关学科的技术支撑,它巧妙地使得乌托邦与科学具有了连通性。同时,在象征意义上,作为“范例”而存在的具体乌托邦恰恰表明了一种超越于现实权力机制的空间形式得以存在的可能性,象征着一种空间形式从“无”到“有”的潜能力量。在这种“范例”中,蕴含着改造既定权力关系、实现空间正义的革命性力量,它以“非政治的政治姿态”探索解决现存政治一社会问题的方案,从而使得权力、空间知识型和乌托邦三者处于一种互动性的张力之中。权力规定着现实空间得以确立的空间知识型的基本形态,然而,产生于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之中的具体的乌托邦构成了那对现实空间进行改造的革命性力量。正是借由权力、空间知识型和乌托邦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之生存的基本空间维度得以建构和解构。

编辑 阮凯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12-26 15: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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