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

○ 张立新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新疆阿克苏843000)

[摘要]本文分析了阿Q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及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意义,即通过阿Q这一典型形象,写出了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使广大读者重温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在批判了其妥协性、不彻底性中,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同时,高度赞美了鲁迅先生在教人“反省”,催人自新;让人精神获得解放,思想冲破牢笼,以革除贫穷、愚昧、落后、野蛮、禁锢,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启蒙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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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阿Q;精神胜利法;典型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3)01-0093-03

1921年,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不朽的、二十世纪初中国落后的国民典型形象——“阿Q”。“阿 Q不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不是一个集合体,而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而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典型了。”[1]

一、阿Q的形象及“精神胜利法”的特征分析

《阿Q正传》的主人公阿Q,是以一个活动在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农村历史舞台上的有血、有肉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备受地主豪绅剥削压榨和封建意识毒害最后被所谓“革命党”无辜枪杀的农村雇农形象。阿Q有着极为复杂的性格内涵,其性格的主线则是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同于一般农村雇农的特殊性格——即“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即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又不能正视社会现实,而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妙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的病态心理之中。

阿Q的精神胜利法,首先,他不敢正视现实,总是用妄自尊大、自欺欺人的方法来麻醉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受到严重伤害的农民。他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变撑船”。[2]53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有一次,阿Q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在现实面前虽然他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在精神上他却“常处优势”。他从来不想寻求正确的方式去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而总是用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来掩盖自己在实际生活中的惨重失败,从而求得自我精神的安慰与陶醉。如,当和别人发生口角时,它会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当被赵太爷打了,他会想:“现在的世界太不像话,儿子打老子。”但想起赵太爷这么威风,现在居然成了他的儿子了,就得意起来。其实,阿Q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他从来看不起未庄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这在他看来“真是不曾见过世面”。当然,他也很鄙薄城里的人,因为他们管“用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叫‘条凳’”,而未庄人叫“长凳”;“油煎大头鱼”,“未庄人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人却加上切细的葱丝”,这些在阿Q看来,都是城里人错了。有了这些想法后,阿Q觉得自己特别高大、完美,因而心中得意万分。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后来,未庄人很快知道阿Q有这种“精神胜利法”,在打他后,总逼他承认:“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在别人看来,阿Q这是“遭了瘟”。然而阿Q自贱自己之后,却依然可以“心满意足”,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阿Q又感到自己高大起来,因而也就有“愉快”如前了。

其次,麻木健忘、自轻自贱。阿Q遭了失败后,依靠自我安慰也有摆脱不掉痛苦的时候,每逢这时,“忘却”“这件祖传的宝贝”就会发生奇特的效力,帮助阿Q平衡心态。如果依靠“忘却”也无法摆脱掉痛苦,阿Q还会用“自轻自贱”的方式,麻醉自我,使自己最终忘记痛苦。比如一次,阿Q丢了钱,“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心中实在难过,“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匆匆不乐”。这时,“阿Q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心满意足的得胜躺下了”。由此可见,健忘、自轻自贱也是阿Q摆脱自我精神苦闷的一种方式,它反映了阿Q对于失败和痛苦的麻木,同时表现出阿Q处于奴隶状态而永远又不自觉的人物形象。

第三,畏强凌弱。阿Q常常在自我的“精神胜利法”中寻找慰藉,这并不是说阿Q想得到实际的“物质胜利”,而是因为他无力在强者面前获得这种胜利。因此,阿Q的这种需求,就只能是在比他更小的人身上去寻求。也正如此,畏强凌弱,在强者面前甘为弱者,在弱者面[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前一定要充强者,自己被别人轻贱后,再去到比自己更弱的人那里去轻贱别人,从而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就成了阿Q生存方式的又一突出特征。在作品中,当他受了假洋鬼子的欺负后,见到了小尼姑,就一下子把怨气加在了小尼姑身上,并当众欺辱了小尼姑。轻贱了别人后,阿Q顿时感到自己身上“轻松”了许多,于是又有了“飘飘然”的感觉。总之,阿Q是一个深受“精神胜利法”伤害、不敢正视现实、自尊自大、麻木健忘、自轻自贱、畏强凌弱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身处下层,却满脑子是封建正统思想;他有反抗的要求,却不懂得革命的真正意义以至最终不觉悟,导致了其悲剧的结局。林毓生曾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3]215

二、“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原因和阿Q的其他性格特征及其形象的社会意义

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近代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落后国民的典型弱点,是我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统治的“政绩”。中国的封建阶级长达两千多年,封建阶级的某些特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使旧中国社会形成并长期处于一种巨大的惰性、麻木状态之中。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封建王朝的卑躬屈膝,统治阶级一度处在外患强敌、内惧人民的矛盾状态之中。封建统治阶级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不断失败形成的困难处境,统治阶级一直无法清醒地正视现实,承认失败;为维持其统治,就产生了既以自欺、亦以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来掩盖和粉饰自己的腐败和无能。这种病态心理也必然会影响到被统治的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以农民自身而言,奴隶的地位和反抗、失败的历史,也是产生和接受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土壤。保守、狭隘、落后的习性,加之长期处在封建统治阶级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压力之下,那些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人们为了求得活下去的勇气,只好用自我安慰、自我解嘲的办法来求得心理平衡以获取精神支柱。这些就是形成阿Q“精神胜利法”的社会的阶级的和心理上的原因。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有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充分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是普遍存在于当时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4]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江业国在《鲁迅笔下阿Q之死的“仪式感”》中写道:“阿Q是个“问题人物”。鲁迅刻意描述阿Q之死的“仪式感”,不仅是为了在艺术上终结这个“问题人物”,更是为了使“阿Q”彻底成为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艺术哲学思辨 的[本文来自于www.JyqKW.cOm]符号”[5]。是啊,阿Q是一个超越阶级、超越时代的典型人物、问题人物,是 “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6]

阿Q的形象是典型的,性格是丰富的。小说除了突出描写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外,同时,又生动地表现了他性格里、充满着矛盾的其他许多复杂因素。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有改变小生产者的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凡是不合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浪,被迫作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因此,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遍农民所没有的。阿Q尽管是农村的落后雇农,但阿Q性格内涵却超出了他的阶级归属,实际上他成了当时社会的各阶层热门精神状态的一面镜子,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失败主义思潮的象征,成了广大农民被人吃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无辜扼杀的代表。

在小说中,作者把阿Q的性格进一步放在了民主革命的风暴中来加以考察。阿Q作为下层农民,他虽然落后,但依然会有着革命的要求,同时,他根本不理解什么是革命。当辛亥革命起来的时候,阿Q的情绪是激动而强烈的,有着做革命党的要求。当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其性格又有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即从精神胜利法转到了要求改善生活现状、获取温饱的实际要求的胜利,并发表了“革这伙妈妈的命”的“造反”的宣言。在土谷祠中的革命幻想曲,显露了他的革命要求:报复压迫者,实现物质欲求。一方面,这是从精神胜利到企图改变自己地位境遇的重大转折;但另一方面,阿Q的革命思想中又包含着农民式的狭隘报复、取压迫者而代之等错误观念。在决定他生死画押时,以“孙子才画得很圆”来自譬自解等。在未庄,像阿Q一样生活在下层的群众,对革命的态度也都是麻木的。最后,革命的结果是将阿Q这样的下层人物不明不白的送上了断头台,而封建势力却因投机革命继续执政,并利用“革命”来图谋私利。

阿Q身上,充分反映出他的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及他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愿望和合理要求。在革命的风暴中,阿Q尽管对革命仍带着严重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既分不清敌我,又不懂得如何去革命,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发财”,或精神图个痛快的满足,甚至按照自己独特的革命方式革了一番命,这充分反映着被压迫农民的一点自发的革命要求。经过一阵强烈而盲目的革命冲动以后,阿Q认为革了命了,可是现实处境并没有改变,通过思索他认识到了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去结识”,这表明阿Q的盲目的“造反”意识有了新的发展。然而当时的真正的革命党人并没有来到未庄,阿Q去结识的却是冒充革命的假洋鬼子,遭到了他的“不准革命”的哭丧棒的威胁,直到最后被所谓的“革命党”送上了断头台,他还以精神胜利法来宽慰或麻醉自己。阿Q死得冤枉,死得糊涂,直到最后他看见围观者狼一样的眼睛,才开始对自己的处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他的生命也就此结束了。

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鲁迅则十分肯定地说:“只要中国发生革命,阿Q 就必然会参加,其“大团圆”的结局也是必然的,因为这是阿Q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时代背景的必然”。[7]这一结局是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阿Q的悲剧,在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社会政治问题。阿Q这一典型形象,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面镜子,可以在里面照出自己的或一形象来,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在这一形象中,它包含了作者对整个人生所作出的深邃的哲理思考。

鲁迅通过阿Q这一典型艺术形象的描写,让广大读者重温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启发广大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在客观上体现出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通过阿Q这一典型形象,我们深刻的看到了鲁迅先生始终是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的,站在农民这一边的:“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是做的”。鲁迅冲破古往今来一切传统思想传统手法传统审美观念,创造出“我的阿Q”,“本意”在教人“反省”,催人自新,让精神获得解放,思想冲破牢笼,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革除贫穷、愚昧、落后、野蛮、禁锢,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8]这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它充分体现了鲁迅先生深刻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

【 参 考 文 献 】

[1]何其芳.论阿Q[N].1956-09-24.

[2]刘勇.中国现代文学专题[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夏正萍.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C]//阿Q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4]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江业国.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笔下阿Q之死的“仪式感”[J].广西师院学报(哲社版),2002(1).

[6]鲁迅.集外集[C]//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商务出版社,1925.

[7]鲁迅.华盖集续编[C]//阿Q正传的成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26.

[8]刘九生.雄踞的斯芬克斯:论“我的阿Q” [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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