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薛忆沩《空巢》的大团圆主题

内容摘要:薛忆沩小说《空巢》从人性复归的角度,以“一天”的叙事容量包含了对于文革历史的重新解读,在极简洁的笔墨中展现出特定历史下的人性变化。本文试从中国古代小说中“大团圆”的模式反观《空巢》,从而分析薛忆沩笔下历史因素下个人向家的复归、人性的再觉醒以及历史的重构这三个角度,从个人的觉醒表现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关键词:觉醒者 大团圆 历史重构 人性复归
  薛忆沩小说《空巢》讲述的是现代生活中一桩针对空巢老人的电信骗局,主人公“我”是一位年近八旬的知识女性,小说通过展现“我”这一天受骗的经历和心理变化历程,从场景再现和的自我反思的维度揭露出历史环境对于人一生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空巢》是作家薛忆沩根据自己母亲的真实经历,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完成的一部颇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也正是基于作家对于现实,尤其是“个体生命的现实、内在的现实”的强烈关注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更深意义上的历史感。正如王德威所言“以文学的虚构性来拆解大历史的神圣权威”,薛忆沩通过“大恐惧”、“大疑惑”、“大懊悔”、“大解放”这四章诠释了另一个并没有出现在书中的主题,如果以类似的命名方法,姑且可以称之为“大团圆”。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戏剧作品中“大团圆”式的结尾一直被广为运用,甚至朱光潜认为若以西方悲剧的标准来衡量则中国没有悲剧。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大团圆”则和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有着明显的区别,《空巢》中的“大团圆”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维度:
  一、“我”与母亲的团圆——历史因素下个人向家的复归
  在小说《空巢》中,薛忆沩用蒙太奇、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使得“我”可以和已故的母亲进行对话和交流,并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以及“我”心理状态的转变,最终“我”得以和母亲在精神上团圆。
  小说共叙述了“我”和母亲五次重逢的过程。“我”与母亲的第一次重逢发生在“我”接到顾警官的电话,得知自己被卷入一个犯罪团伙之后,彼时“我”正为“配合警方行动”而把存款打入“秘密账号”这一决定表现出焦虑不安的心态。“我”急切地向母亲询问发生这件事的原因,却勾起了“我”儿时第一次关于“空巢”的记忆。第二次重逢则是“我”在汇款之后,由于顾警官的“迟到”和银行查询产生了疑惑向母亲寻求答案,结果获悉了《空巢歌》的故事。母亲的第三次出现发生在“我”通过几则与妹妹和女儿的电话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的情形下,母亲则告诉“我”,“我”当年迫于压力写下的和父母划清界限的“绝情的信”却母亲从来没有读过,而是父亲在读完之后陷入了巨大的愤怒和绝望之中,以至于读完信后的两个星期里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女儿死了。”第四次与母亲相见发生在我从公安局回来之后目睹了警局发生的事却没有报案,在儿子的催逼下显得极为痛苦的时候,母亲向“我”诉说了那封“绝情的信”带给父亲难以愈合的创伤甚至是致命的打击以及整个家庭在历史环境下的种种变迁。我与母亲的最后一次重逢发生在整本小说的结尾处,即“我”再次去警局之后体会到了人生真正的幻灭和荒诞,这时“我”请求母亲将我带离这个充满骗局的世界。
  在记叙“我”和母亲重逢的过程中,薛忆沩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在不同历史环境下两代人的异性和共性。比如虽然“我”已经快要八十岁了,但在母亲面前还是像个孩子一样不知所措,总是习惯性地用儿童式的提问口吻来向母亲寻找答案。而母亲面对“我”的疑问和惶恐乃至自责,则是一再地说“‘我从来都没有责备过你,你知道的。’母亲说,‘就连那些年我都没有责备过你。’”、“‘我从没有责备过你。’我母亲说,‘我不会责备你。’”、“‘我不是责备你。’我母亲说,‘我不会责备你。”母亲对于“我”的宽容实际上是在历史的不可扭转性下目睹了整个家庭的没落、亲生女儿和自己划清界限、丈夫的绝望和痛苦由此而产生的对于整个人生幻灭的体察。历经种种苦难后,她在《心经》中体会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在认识到人生绝对的“空”之后将生活所赋予她的全部都视作她理所应得的东西。在绝对的“空”面前,历史因素对人的影响虽然依然存在,但却因人为化地转而成为自然生命的一部分而被稀释了。与此相对,“我”实际上是受真正历史因素影响最大的人,小时候优越的家庭环境一下子变成了要住在原来家中佃农的猪栏屋里还要过靠讨饭为生的生活。到了后来“我”和丈夫经过“大跃进”式的恋爱而结婚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下,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前途,“我”迫于压力不得不和家庭划清界限也由此造成了父亲和“我”决裂的根源,甚至“我”自己尚在腹中的孩子也受了影响,导致“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很乖戾”。由于“我”本身的性格因素没有像母亲一样领悟到人生绝对的“空”又因为历史对“我”个人的极大的影响,“我”始终不能脱离历史对于个人意志的束缚。薛忆沩在这里将“我”的身份设定为一位有着将近四十年教龄的政治老师,其反讽的意味不言而喻。
  “我”遭遇电信诈骗之后,心理状态产生极大的波动,和母亲的5次重逢使“我”逐渐了解在那个年代下家庭与个人所遭受的巨大影响。在小说结尾处,现实世界的幻灭使“我”陷入无可躲避的绝望中。母亲信仰佛教,妹妹信仰基督教,小雷和“顾警官”信仰的是金钱,老范信仰的是自己,而“我”在以前是绝对忠诚的集体主义或者说组织信徒,但在“大解放”之后“我”意识到了“生活的真”,从而以前的信仰也崩塌了。“我”此刻只能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寻求皈依,小说开头写“我”已经快八十岁了,结尾处写“‘你过来,孩子。”她说,‘我带你走。”薛忆沩将对老人的拯救,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老人只有回到孩子的状态,才有安全感”这个回答天才而冷酷。“我”和母亲的大团圆其实质是以“我”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肃清历史因素后对于家的复归。
  二、“我”与自我的“大团圆”——个体意识的再觉醒
  若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角度予以观察,从《诗经》的时代开始,中国人就表现出强烈的注重集体忽视个体的倾向,这是由丰富的历史原因所共同决定的。近代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的个体意识空前觉醒。但建国之后的几十年时间,同样由于各类因素的共同作用,重集体轻个体再度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代人在历史浪潮中自我的迷失。 小说《空巢》的主人公“我”正是这样一个迷失自我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开头部分“我”接到“顾警官”的电话,“顾警官”一句“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是我们的职责”使“我”感到特别温暖,因为“我”还是被当成了“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自我的长期迷失,使人只有置身于集体中才能重新获得身份体认,这是造成“我”悲剧的根源,而造成这样悲剧的原因是历史和政治对于人性的异化。文革时期所有的人无非两类:人民群众和敌对分子。而人的个性被无视、社会性被强暴,主体长期处于迷失状态,也就是说人只有在集体中才有自己的位置,才能依靠别人来寻求自我的定位。一旦脱离集体就意味着被集体所针对。
  关于历史和政治对于人的异化,小说中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我”在小时候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养成的卫生习惯“每天临睡前都会坚持洗脸、洗脚和洗屁股(用我母亲的委婉说法,应该称它为‘洗大脸’)”。这样生理卫生习惯经过文革的异化之后逐渐形成了“我”心理上的“道德精神洁癖”。以至于当“我”面对可能出现的人生“污点”时立刻陷入大恐惧中并千方百计地选择站在“正义”或者说体现出“组织”意志的一方中。历史和政治对个人的异化不仅体现在自我的迷失上,甚至强化后还体现在“我”的生理上,与这种“道德精神洁癖”相应的,更加形象化的体现是“便秘”这一意象。在分析自己便秘的原因时,“我”对于生理疾病的解释将之视为“辩证论”的体现,足以表现出“我”受特定历史环境影响之深。“我”精神上的洁癖和对污点的排斥,延伸到生理层面上即是便秘的体现,它对“我”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将明知道不可能顺畅排泄的便秘过程视作“一道关键的生活程序”并具有让我“平静下来”的功能。这实际上是精神上的自我反思过程,“我”希望通过这每天必做的功课保持自己清白,即使无果,这个过程本身因为已经随着历史而渐渐融入我的生活,其效果也可以使“我”平静下来。历史语境下“我”对于污点的强烈抵触真的如辩证法一样反而强化了这个过程。和将屁股称之为“大脸”一样,老人自始自终非常在意自己的面子,更深层次地说是可怜地寻求自己的身份体认,以至于儿子让“我”去报案时,“我”心里所想的是,报案之后自己不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甚至就连报纸上的巨大标题也一一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其实,被媒体关注、成为新闻,都意味着我和“群体”或者和“群众”的疏离,报纸上的大标题或许就像大字报一样,可能时刻摧毁我“遵纪守法的一生”、“清白的一生”、“视名誉高于生命的一生”。
  这宗电信诈骗所带给我的深思和触动最终让“我”由骗子的“假”看到了生活的“真”,也由此让“我”得以跨过历史的洪流重新找到自我。在小说中,表现为:“我”第二次从警局返回空巢之后,因深刻体验到人生的荒诞和无常感由此引发的一场畅快的排泄过程。“我”之前一直将清白视为对人生最高的要求,在历史条件下,由“生理洁癖”引发“精神道德洁癖”,并由排斥“污点”到排斥“污垢”。而“我”经历大解放之后,面对自己满身污垢却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在乎怎么看待自己”, 在一场人生和历史的骗局中“我”终于得以认识人生的荒诞,收获的是迷失已久的自我,因此即使全身布满恶臭的污垢,“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骄傲和尊严,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场骗局,一座巨大的空巢。而“我”不属于历史、不属于政治语言,不属于别人或者说集体或是组织,我属于这样一个广大的空巢。就像《空巢歌》所说的“子宫是空巢”,降生之前子宫是婴儿的空巢,降生之后子宫是母亲的空巢,而空巢又将是最终所有人的家。这实际上是“我”通过与群体的主动疏离又获得个体意识再度觉醒的过程。
  “我”主动与群体疏离的前提是重新审视自己,“我”接到“顾警官”的电话之后,“我已经不再是两个小时以前那个我认识的我了……我已经变成了我自己的陌生人”,为了“配合警方”行动“我”也多次撒谎,导致的结果是“我现在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薛忆沩用第一人称叙事使“我”不断地陷入自我陌生化中,也正是由于这种陌生化才让“我”真正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最终使得“我”和“自我”大团圆。小说结尾处,“我”让母亲带我离开这个“充满骗局的世界”也正是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极度失望的体现。“我”和“自我”的大团圆体现的是人在觉醒之后更深程度的绝望,关于这点将在后文继续讨论。
  三、历史和现实的“大团圆”——人生的荒诞与无常
  薛忆沩在一次访谈中说道:“现实必须与历史联在一起来思考。当前的受骗很可能就根源于从前的受骗……现实的灾难很可能重复的就是历史的悲剧。”这似乎可以视作作家对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薛忆沩是当代极具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历史和战争题材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就《空巢》而言,薛忆沩将“我”的“一生”在“我”的“一天”中展现出来。从时间维度而言,“一生”属于历史,“一天”属于现实,探究“一天”和“一生”的种种关联实际上也是作者本人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叩问。
  “我”在接到“顾警官”的电话之后,整个人的生活的都被打乱了,陷入此前长达八十年的漫长历史回忆之中。而“一天”和“一生”就像是一个同心圆,“一天”在里面,“一生”在外面,中间隔着的是薄薄的一层骗局。当“我”终于得以经过人生的大解放,从“一天”的骗局中摧毁了“自己一生的虚荣”,也由此发现“一天:和”一生“竟然重合在了一起。而生存在夹层之间的“我”也顿时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以至于在小说结尾处“我”对母亲说:“我想离开这个充满骗局的世界。”正是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大团圆才真正使“我”刚刚寻找到的自我再度面临着绝望。小说中“充满骗局的世界”是“我”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体验到的,但此时的“我”除了竭力离开这个世界之外再没有的别的办法,因为历史和现实的重合折射出人的生活的荒诞无常。电话中的“顾警官”和警局里的顾警官,被“我”视作比亲生女儿还亲的推销员小雷最后被关在“临时羁押室”里,在警局里报案的老头控诉他的亲生儿子骗走了他一生的积蓄……薛忆沩成功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我”置于人生的荒诞和无常之中,让“我”体会到了历史和现实惊人的相似性,由此产生渴望离开这个“充满骗局的世界”的想法。
  《空巢》这本小说当然可以视作一部问题小说来读,但很显然薛忆沩有更高的追求,书中关于历史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人自我的反思表现出关注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形而上美学思考。小说体现出极强的历史纵深感,一方面向文革那一段历史纵深,一方面朝着人的心灵史发掘,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薛忆沩对于生命与历史和现实的深思。《空巢》这本小说确实具备像社会问题小说一样反应问题的特点,比如首次以文学的方式发出“救救老人”的呐喊,但它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又是超社会的。薛忆沩独特的叙事方式以及对于生活的荒诞化表现,将“空巢”这个社会话题提升到了生命的思考高度,赋予其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小说的结尾,简短却冷酷而动人。表现出人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无路可走的挣扎困境,极富象征意义。
  《空巢》中历史和现实的大团圆毁灭了之前的一切价值,而将人生的困境直接揭露出来。相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以及兹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的二十四小时》等同样表现人一天和一生的小说而言,薛忆沩的叙述方式似乎更加“暴力”,他直接将历史和现实、一天与一生直接建立联系,也由此展现出更强悍的讽刺性和悲剧性。
  总论: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薛忆沩小说《空巢》中的“大恐慌”、“大疑惑”、“大懊悔”、“大解放”这四章其实构建出隐含的“大团圆”主题,即是“我”和母亲的大团圆、“我”和自我的大团圆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大团圆。《空巢》是一部有着很强历史社会反思性质的小说,那么其“大团圆”的主题是否会造成其在反讽和批判力度上的减弱?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如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描写的“铁屋子”形象进行类比。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1薛忆沩《空巢》中“我”的形象正像是置身于铁屋子中却被唤醒的人,“我”的“惊起”是由于个体意识的觉醒,但看到的却是历史与生活的重合,是“充满骗局的世界”,以至于“我”只能祈求母亲将自己带离这个世界。如果说鲁迅尚在讨论要不要唤醒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那么薛忆沩则用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展现出一个觉醒者更深刻的绝望和痛苦。
  (作者单位:武昌首义学院中文系)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03 11:10:45
上一篇:中国空巢老人的护理需求现状探析
下一篇:多民族地区空巢老人养老状况调查
网友评论《试论薛忆沩《空巢》的大团圆主题》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