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混血土著的“血统改造”

摘 要:澳大利亚白人与土著的长期交往导致土著社会萎缩,也造成了混血土著群体的出现。19世纪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纯血统土著被赶进保留地,澳大利亚逐渐把混血土著视为实现“白澳”理想的主要威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血统改造”成为澳大利亚处理混血土著问题的基本手段,鼓励白人男性与土著妇女婚配,以期逐渐清除混血土著后代的土著生理特征,最终把他们改造成为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血统改造”最终宣告失败,澳大利亚转而对纯血统土著和混血土著实施同化政策。作为实现“白澳”理想的一个重要步骤,“血统改造”从一开始就深深烙上了种族主义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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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澳大利亚 混血土著“血统改造” “白澳”

1860年到1940年间,在澳大利亚的政治话语中,“half-caste”一词频繁出现,用以指白人与澳大利亚土著生育的后代,即混血土著,以便与纯血统土著区分开来。在此期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州、领地)严格区分纯血统土著和混血土著,一方面坚信纯血统土著“注定灭绝”,将其限制在保留地,听任其自行消亡;另一方面则视混血土著为威胁“白澳”理想的种族与社会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间试图控制他们的婚姻和生育,诱导白人男性与混血土著妇女结合,对混血土著进行“血统改造”,稀释其土著血统,最终把他们改造成为白人,从而确保整个土著种族在澳大利亚社会彻底消失。

20世纪上半期,混血土著“血统改造”成为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和土著事务官员都在思考的问题。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学术界认为,土著是一个即将灭绝的古老种族,是人类学考察的对象,而非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因此,澳大利亚史家对土著问题往往忽略或一笔带过,白然很少论及混血土著“血统改造”。20世纪70年代以后,土著史作为澳大利亚历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而兴起。90年代以后,围绕着“被偷的一代( stolen generation)”的争论,在混血土著儿童强制隔离问题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同时,“血统改造”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澳大利亚史家的论著中。这些论著均视混血土著“血统改造”为澳大利亚历史上解决土著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主要关注“血统改造”的实施及其性质,但在混血土著问题的由来、“血统改造”的来龙去脉等问题上却语焉不详。笔者在阅读这些论著和相关史籍的过程中发现,澳大利亚对混血土著的“血统改造”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在澳大利亚以种族纯洁为核心价值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过程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依据优生学和人类学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种族归属的理论,由学者提出方案,为土著管理官员接受和实施的一场人种改造试验。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当时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民族国家观念的片面性,以及澳大利亚建构民族共同体留下的教训。

一、混血土著问题的由来

澳大利亚土著源于亚洲,大约六万至四万年前移居澳洲大陆。在干旱少雨的荒凉大陆,澳大利亚土著以狩猎和采集为食物获取方式,过着游猎或半游猎的生活。1788年,英国把澳洲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辟为罪犯流放地,打破了这块大陆的宁静。随着白人殖民的不断推进,澳大利亚土著先是被视为骚扰殖民者的“强盗”,继而被视为阻挡殖民扩张的“野狗”,遭到驱逐和屠杀。19世纪中期以后,暴力冲突、疾病侵袭、土地的丧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导致土著人口急剧减少,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以至于白人殖民者逐渐将他们视为一个“注定灭绝的种族”。对于土著灭绝的命运,殖民者先是归因于“上帝的旨意”,随后则归因于“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塔斯马尼亚最后一个纯血统土著人特鲁加尼尼(Truganini)在1876年去世,被认为是土著正在灭绝的有力证据。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土著社会的萎缩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解释,也使得土著注定灭绝的观念很快广为流传,成为政府处理土著问题的依据。

在白人看来,既然土著的灭绝不可避免,与其继续对其实施屠杀而遭人道主义者的谴责,还不如借助自然法则听任他们自行消亡,在这个正在灭绝中的种族彻底消逝之前为他们“抚平枕头”,让他们“平静地走向坟墓”。1869-1911年,各殖民地(州、领地)相继通过土著保护法,把土著居民赶进保留地或布道所,建立土著“保护委员会”或任命“首席保护官”进行管理。当时人们认为,保留地就是为土著种族提供临终关怀的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留地将随着土著最终消逝而关闭。然而,就在白人庆幸土著即将自行消亡之时,长期以来白人男性与土著妇女结合所产生的混血土著引起殖民者的重视,并逐渐被视为又一亟待解决的种族与社会问题。

白人殖民澳洲,不但带来了疾病和对土著的暴力屠杀,相伴的还有白人男性以各种方式追逐土著妇女,这导致跨种族婚姻(性)关系非常普遍。1788年到19世纪30年代,罪犯和被释罪犯一直是澳大利亚白人的主体,白人性别比例失调严重困扰澳大利亚各个殖民地。1788-1840年,流放到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即后来的塔斯马尼亚)的罪犯共计111500人,其中女性罪犯仅16000人。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殖民范围不断扩大,无论偏远荒芜地区的开发,还是牧业与淘金潮的兴起,需要的主要是男性劳动力。因此,越是开发前线,白人女性越少,男女比例失调越是严重。从统计数据看,殖民时期城市白人男女之比大约是100:70,内地则可高达4:1。在许多先行开发地区,白人男女比例通常为8:1或9:1。为留住白人男性,殖民当局往往鼓励他们与土著妇女结合。在西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的最初20年里,政府公开地以10英镑的土地基金鼓励白人男性娶土著女人为妻。更为普遍的情况则是受本能的驱使,白人男性不断诱奸或强暴土著妇女。1837年,兰斯洛特·思雷尔克德(Lancelot Threlkeld)神父指出,“数千单身白人男性罪犯散布各地,他们以暴力、欺骗或引诱等方式把土著女人从土著男人身边抢出来。”土著群体也曾主动向白人男性提供妇女,试图以此把白人纳入自己的亲属体系,从白人那里获取食物、烟酒等物品。有时,土著妇女也乐于跟随白人男性,以便享有白人社会的一些便利,更好地抚养子女。但白人很少承认土著期盼中的亲属关系和互助义务,通常拒绝持续地给予土著妇女的亲属以食物。

随时间推移,白人男性与土著妇女结合所生育的混血土著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世纪50年代,新南威尔士殖民当局开始意识到,相对于纯血统土著人口的减少,混血土著人口则正在不断增长。1858年,维多利亚土著“保护委员会”主张,区别对待混血土著和纯血统土著,应控制混血土著儿童,防止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养成野蛮习性。1877年,维多利亚人口统计开始区分混血土著和纯血统土著。随着保护制度的陆续建立,混血土著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在保护制度之下,保留地上的土著以政府救济为生,但政府绝不允许生活在土著中且人口快速增长的混血土著也成为经济负担。1886年,维多利亚通过被称为“混血土著法( Half-CasteAct)”的《土著保护法》,在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严格区分纯血统土著(full-blood)和混血土著( half-caste)。一方面,该法将纯血统土著继续限制在保留地上,任其自然消亡。另一方面,则把不断增长的混血土著“作为欧洲人对待”,停发救济,强迫他们从保留地迁徙出来,自行融入白人社会,实现自立。从此,区分纯血统土著和混血土著,以双管齐下的方式处理土著问题,成为各殖民地的趋势,强迫混血土著自行融人白人经济生活的做法也得到广泛认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由殖民地向联邦国家转变,“白澳(White Australia)”成为澳大利亚的建国理想。“白澳”是澳大利亚的一种种族主义思潮,主张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必须“成为欧洲以外唯一的纯粹白种人的国家”,“绝不容许其他种族掺杂其中”。种族纯洁作为“白澳”的根本内涵,成为澳大利亚人坚持的神圣信念。对澳大利亚而言,种族纯洁如同海上霸权对于大英帝国和门罗主义对于美国一样重要。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该团结起来,以极大的热情捍卫种族的纯洁。因此,联邦运动以后,土著就成为澳大利亚国家创建过程中不受欢迎的群体,被视为纯白种人澳大利亚内部存在的种族威胁。如果说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确信保留地上的纯血统土著会自然消亡的话,那么日益增长的混血土著则引起白人普遍的恐惧。1880-1900年间,新南威尔士混血土著在土著人口中的比例从27%增加到55%。澳大利亚的混血土著人口,1901年为7370人,1911年为10113人,1921年为12630人,1927年为15000多人,1930年达到18000人。自1901年以来,混血土著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白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消亡中的土著种族的混血后代将继续在白种人的澳大利亚存在。他们既不像太平洋岛民那样可以被驱逐出境,也不像华人那样可以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更不会像纯血统土著那样自行灭绝,增长势头强劲的混血土著成为真正的威胁,从澳大利亚社会内部破坏“白澳”理想。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混血土著遗传了两个种族最坏的基因。他们正在成为可怜而邪恶的“第三种族”。如果听任混血土著人口无限制地增长,澳大利亚就会像美国和南非那样面临严峻的种族问题。除非混血土著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白澳”理想——年轻的澳大利亚联邦最重要的政治价值——就不可能实现。1901年《公报》鼓吹,如果混血土著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澳大利亚将会成为一个“杂种的社会和国度”。《布里斯班工人报》则宣称,“如果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杂种的国度,那将因种族纷争而动乱不安。”为实现“白澳”理想,澳大利亚开始思考和设计从根本上解决混血土著难题的方案。

一、“血统改造”方案的提出

19世纪末以后,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希望创建一个新的“完美”国度,超越北半球工业国家的成就,同时避免出现这些国家曾经出现的贫困和动荡。在他们看来,“澳大利亚联邦的未来,尤其是‘白澳’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白人人口占据这块广袤的大陆。爱国主义要求今天的人们必须思考白人人口稀少对澳大利亚未来的危害。”改良种族、增加人口,以健康的白种人快速占据广袤大陆,成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为此,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白人人口的增长:提高卫生、道德和教育水平,改善住房、卫生设施、饮用水供应和医疗服务,为婴幼儿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白人希望,由此可以避免种族退化,创造一个国民体质优秀的“完美”社会。

在这种背景下,优生学运动在澳大利亚快速兴起。1912年,澳大利亚派代表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随后,澳大利亚各州相继颁布优生法令,将有色人种人口以及白人中的身心障碍者等“不适者”列为优生学试验的对象,对其婚姻和性关系进行严格限制。优生学运动的开展为澳大利亚寻求混血土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优生学的倡导者们鼓吹,白人之所以比土著优秀乃是源于他们高贵的血统。拥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土著比纯血统土著智力水平更高。而且,混血土著与白人混合的程度越高,拥有白人血统越多,就越接近白人,智力水平就越高。他们宣称,白人男性与混血土著妇女的不断通婚,就可以清除其后代身上的土著生理特征,提高其智力水平。然而,当时的人们却对此存在疑问。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白人与黑人结合所生育的后代会出现返祖现象。白人与澳大利亚混血土著结合是否也会在后代身上发生返祖现象呢?人类学有关澳大利亚土著种族归属的理论成为消除这一疑虑的依据。

到1890年,人类学界已经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土著与尼格罗人种无关,而与欧洲人的祖先——原始高加索人种——有着血缘联系。1893年,英国生物学家和动物地理学创始人华莱士( Alfred Russel Wallace)宣称,澳大利亚土著属于高加索人种,是高加索人种“最低级、最原始的代表”。德国人类学家霍尔曼·克拉奇( Hermann Klaatsch)则把澳大利亚土著称为“澳大利亚高加索人( Austral-Caucasian)”。澳大利亚土著与白人同种同源论很快在澳大利亚流传。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赫伯特·巴斯道(Herbert Basedow)不仅用这一理论消除了人们对返祖现象的疑虑,而且还结合优生学方法提出了混血土著“血统改造”方案。

1907年,赫伯特·巴斯道留学德国,师从布雷斯劳大学人类学家霍尔曼·克拉奇教授。1909年,他转到哥廷根大学研究澳大利亚土著。1910年,巴斯道学成归国。1911年,他被联邦政府任命为北方领地首席保护官,但很快就辞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巴斯道在其博士论文中认同克拉奇关于“澳大利亚高加索人”的观点。1919年4月,出于对土著居民的同情,巴斯道正式提出了澳大利亚土著与白人同种同源论。他写道:“白人与澳大利亚土著在血缘上不仅不疏远,而且属于同一种族,有着共同祖先。澳大利亚土著是由古老的澳大利亚白种人发展而来的,处在白人种族进化的末端。他们完全不同于非洲黑人,因为他们身上的色素沉着很浅,是长期在太阳下曝晒的结果,而尼格罗人种色素细胞位于皮肤的深层。土著新生儿没有色素沉着,许多儿童的头发到青春期依然是金黄色的。他们的肤色虽黑,但血管里流淌着与我们一样的血液。从人类学观点看,土著母亲与白人父亲所生的后代不是混血儿,而是长期分离但属于同一种族的两支人的结晶。这种结晶不仅继承母亲的纯朴和灵巧,而且还像父亲那样聪慧、文雅。”他为同种同源论提供两点证据:澳大利亚土著皮肤的色素沉着浅,一些土著儿童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同时,他还对白人与土著所生育的混血后代的优良品性大加赞赏。

通过考察澳大利亚中部和北部土著居民,巴斯道于1925年出版《澳大利亚土著》-书,进一步论证了同种同源论。他认为,澳大利亚土著与维达人( Veddahs)、德拉威人(Dravidians)和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属于同一演化序列,澳大利亚土著处在白人种族进化过程最初的某个阶段,是白人种族的蓓蕾,而欧洲人是白人种族荣耀的花朵。由此出发,根据优生学理论,他在书中大胆地建议,可以通过鼓励混血土著与欧洲人的通婚,消除混血土著后代的土著血统和生理特征。他声称,1/2混血土著女性与白人男性所生的1/4混血土著后代的皮肤比其母亲要浅,而且1/8混血土著的肤色会更浅。没有案例表明,这种婚姻所生后代的肤色会越来越黑。正因为澳大利亚土著与白人同种同源,混血土著和白人生育的后代不会出现返祖现象,能在几代人时间内,快速地消除土著血统,演化成为白人。

巴斯道不仅系统地论证了澳大利亚土著与白人同种同源论,而且把这种理论与优生学方法结合起来,提出解决混血土著问题的思路,即“血统改造(breed out black strain)”。“血统改造”又称之为“生物吸收( biological absorption)”,即清除混血土著所具有的土著血统,在生理上将他们改造成为白人。具体而言,就是鼓励白人男性与混血土著妇女不断通婚,在几代人之内,他们的后代所具有的土著生理特征将逐步消失。如此下去,混血土著就会变成白人。优生学、澳大利亚土著与白人同种同源论为协调“白澳”理想与混血土著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依据。种族血统的亲近成为改造混血土著和促进他们融入白色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前提。既然“白澳”的基本原则是种族与国家密切相连,其根本在于种族纯洁,那么整合那些同种同源且具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土著就不会对“白澳”理想构成威胁。

在混血土著被视为严重种族问题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血统改造”成为澳大利亚解决混血土著问题最有吸引力的方案,备受推崇。在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中,J.B.克莱兰(J.B.Cleland)是最早支持“血统改造”的学者。1932年,作为阿德莱德大学人类学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他向联邦内政部长建议,以“血统改造”把混血土著人口吸收进白人之中是可行的,因为“澳大利亚土著与白种人结合的后代不会出现返祖现象。1/8土著血统的混血儿几乎与白种人没有什么区别。”人类学家N.B.廷代尔(N.B.Tindale)也宣称,“经过两代人与白人的融合,混血土著的土著血统和特征就会消失,从而最终被吸收进白人之中。”

三、“血统改造”的实施

对巴斯道提出的“血统改造”方案,由于人口与社会状况的差异,各州(领地)土著管理者的反应不一,除昆士兰明确反对外,东南部各州予以默认,而西澳大利亚和北方领地则付诸实施。昆士兰土著“首席保护官”布莱克利(John William Bleakley)认为,白人人口稀少的昆士兰不可能以“血统改造”实现对混血土著的吸收,只有通过完全隔离,把土著排斥在白人社会之外,他们才不会对“白澳”理想构成威胁。混血土著不应该吸收进白人之中,而应该吸收进土著之中。在“血统改造”方案受到广泛宣扬的澳大利亚,布莱克利的坚持使昆士兰成为例外。在东南部的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南澳大利亚,从1886年维多利亚《混血土著法》出台开始,强制混血土著离开保留地自行融入白人社会的做法已经广泛推行。作为少数人的混血土著已经散布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白人之中,白人男性便以各种方式与混血土著女性发生关系,巴斯道所说的“血统改造”已悄然进行。因此,东南部各州对混血土著“血统改造”予以默认。在西澳大利亚和北方领地,土著人口多,混血土著人口增长迅速,同时还有大量的有色人种。种族关系的复杂导致西澳大利亚和北方领地把混血土著视为严重威胁“白澳”的种族问题。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西澳大利亚“首席保护官”内维尔(A. O. Neville)和北方领地“首席保护官”塞西尔·库克(Cecil Cook)采纳巴斯道提出的方案,成为澳大利亚提倡和实施混血土著“血统改造”的关键人物。

1915年,内维尔被任命为西澳大利亚“首席保护官”。当年9月,他第一次到西澳大利亚南部视察,发现那里有很多混血土著儿童,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使他震惊。从此,内维尔开始寻求解决混血土著问题的方法。他深受1925年巴斯道《澳大利亚土著》的影响,坚信土著与白种人同属高加索人种。1930年,内维尔在《西澳大利亚人报》(West Australian)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讨论混血土著问题。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坚信纯血统土著将注定灭绝,宣称混血土著妇女与白人不断通婚,他们的后代将会成为白人;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强调混血土著处境的艰难,突出解决混血土著问题的紧迫性;在第三篇文章中,为消除人们对种族婚姻的担心和疑虑,他宣称,1/4混血土著和1/8混血土著与白人没有明显差别,没有证据表明返祖现象的存在。内维尔坚信,1/2混血土著妇女与白人或者1/4混血土著与1/8混血土著男子结婚,就会产生白人血统越来越多的后代。1/2混血土著母亲是“血统改造”的起点,她们与白人男性结合所生的1/4混血土著(Quadroon)后代几乎与白人一样;1/4混血土著女性与白人男性结合所生的1/8混血土著( Octoroon)就完全与白人无法区分了。从1/2混血土著到1/4混血土著,再到1/8混血土著的过程,就是白人血统不断注入和土著血统不断被稀释的过程,从不是白人到几乎与白人相像,最后与白人无法区分、完全成为白人的过程。

“血统改造”的关键在于白人男性接受混血土著女性并与之结合。为此,一方面,内维尔不断宣扬混血土著女性“举止文雅、声音柔和”,“1/2混血土著女孩文静而自信,而1/4混血土著女孩更具魅力,她们拥有赤褐色或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和傲人的身材。”另一方面,内维尔主张,从小把混血土著从土著中隔离出来,隔断他们与土著家庭和社区的联系,以白人标准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培训。1933年,在内维尔的支持下,一个专门收养1/4混血土著儿童的机构在珀斯建立,即凯特修女(Sister Kate)混血土著养育院。内维尔希望,通过确保1/4混血土著女孩的健康成长,促进她们与白人男性结合。为了强化隔离教育,内维尔成功说服莫斯里王家委员会,推动议会于1936年修改《1905年土著法》,授予他更大的权力全面控制混血土著。内维尔相信,纯血统土著终将灭绝,对现有混血土著儿童实施隔离,严格控制混血土著的婚姻,鼓励混血土著女性与白人男性婚配,这样坚持下去,整个土著种族将最终从澳大利亚社会彻底消失。

1927-1939年,塞西尔·库克(Cecil Cook)长期担任北方领地“首席保护官”。他上任之时,北方领地白人人口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而混血土著人口却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如果不采取措施,他预计,在15年或20年内,混血土著人口将超过白人。1931年4月,库克认为,这种情况将对北方领地的种族纯洁构成巨大的威胁。他主张,采取措施鼓励白人男性和混血土著妇女的通婚,通过这种婚配,混血土著就会逐步被吸收到白人社会之中,到第五代,至多到第六代,澳大利亚土著将会完全消失。混血土著问题也将以土著种族的完全消失和他们的后代吸收进白人血统之中而得到彻底解决。

为实现“血统改造”计划,库克采取的首要措施是对混血土著实施隔离教育。在库克担任北方领地“首席保护官”期间,被隔离的混血土著儿童增加了70%。⑤混血土著儿童被从土著聚居区缺乏教育与培训、经常受传染疾病威胁的恶劣环境中隔离出来,安置在艾利斯斯普林斯、达尔文和派恩克里克(Pine Creek)等地的教养院。库克把混血土著适龄女孩送往达尔文女修道院,在没有女修道院的艾利斯斯普林斯,则把她们安置在邦吉洛( Bungalow)的混血土著养育院。库克希望,教养院以白人儿童的标准对他们进行抚养、教育和培训,以便把他们“提升到白人的水平”。接受基本教育与培训之后,库克安排混血土著男孩到养牛场劳动,混血土著女性则作为“血统改造”的试验对象。他坚信,接受过教育和培训的混血土著女孩能够得到白人男性的认可和接受。1933年,库克宣称,许多白人男性准备迎娶混血土著女性,并把后代留在家里抚养。

作为负责北方领地土著事务的联邦政府代表,库克试图把混血土著的“血统改造”推广到其他各州。1937年4月21-23日,联邦政府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土著会议。除塔斯马尼亚外,大陆五个州和北方领地负责土著事务的主要官员十余人参加会议。在坚信“纯血统土著即将灭绝”的同时,与会代表普遍视混血土著为严重的种族问题,主张应把混血土著吸收进白人人口之中。南澳大利亚政府代表J.B.克莱兰教授建议,鼓励混血土著女性与白人男性的婚姻,以最终把他们吸收进白人之中,并要求联邦政府提供经费对“血统改造”进行研究。内维尔则系统地介绍了西澳大利亚“血统改造”的进展。“血统改造”得到除布莱克利外的其他与会代表的赞同。最终,会议通过题为《种族命运》的决议,宣称“土著居民的命运,而不是纯血统士著的命运,在于最终被澳大利亚人口所吸收。因此,建议所有努力都应该指向这一目标”。这一原则性的决议,确认了土著问题就是混血土著问题以及处理混血土著问题的基本思路在于把他们吸收进白人之中,但并未明确地规定如何吸收混血土著,则为各州留下足够的空间自主设计,只是“建议所有努力都应该指向”吸收混血土著的目标。尽管没有明确地把“血统改造”写进决议,但决议实际上接受了混血土著“血统改造”。

20世纪20-30年代,作为处理混血土著问题最具吸引力的方法,“血统改造”在西澳大利亚和北方领地实施,也得到除昆士兰外的其他各州的认可和联邦政府的支持。然而,这种政策真能促进混血土著妇女与白人男性的结合,并由此实现对混血土著的“血统改造”吗?

四、“血统改造”的失败

无论提出“血统改造”方案的巴斯道,还是作为“血统改造”实施者的内维尔和库克,都认为“血统改造”的对象是混血土著女性,而不是全部混血土著。在“血统改造”计划之下,混血土著男性被视为劳动力的补充,而混血土著女性在被当作家政服务者的同时,鼓励她们与白人男性通婚,以此对混血土著后代进行血统改良。昆士兰“首席保护官”布莱克利指出,“血统改造”把混血土著男性排斥在外,因为根本不可能鼓励白人女性与混血土著男性婚配,实现对混血土著男性的吸收。正是意识到“血统改造”方案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无法以此保障澳大利亚的种族纯洁,布莱克利不赞成这一做法。

实施“血统改造”的关键是促使混血土著女性与白人男性婚配,然而在“血统改造”实施过程中,混血土著女性很少能与白人男性婚配。在库克担任“首席保护官”的十余年间,北方领地与白人男性结合的混血土著妇女不超过50人。1936年,西澳大利亚总理在州议会吹嘘,西澳大利亚已有61位白人男性与混血土著妇女结婚。1937年,内维尔在全国土著会议上称,西澳大利亚已经有80位白人男性与混血土著妇女结婚,且婚后生活幸福美满。不过,对于该州4000多名混血土著而言,这一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对此,1936年哈斯勒克(Paul Hasluck)在调查西澳大利亚南部地区混血土著状况后指出,“许多人天真地认为,通过种族婚姻可以解决混血土著问题,40万西澳大利亚白人有能力改造4000混血土著。但是,混血土著女性被封闭起来,很难与白人男性发生婚姻关系。”事实上,尽管内维尔与库克鼓励白人男性与混血土著女性结合,但社会上却并不存在这种婚姻顺利发生的环境。

首先,混血土著的婚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制约了白人男性与混血土著女性的自由结合。

早在20世纪初年,为阻止混血土著人口的增长,各州(领地)纷纷立法对土著和混血土著的婚姻(性)关系进行限制。西澳大利亚《1905年土著法》规定,未经“首席保护官”的允许,任何具有土著血统的人不得与非土著人结婚;非土著男人与具有土著血统的妇女同居属于犯罪行为。为严格实施《1905年土著法》关于婚姻控制的条款,土著事务部进一步规定,任何非土著人与具有土著血统的人结婚,都必须得到“首席保护官”的批准。1918年北方领地《土著条例》规定,下列行为属于违法:(a)与土著妇女或混血土著妇女勾勾搭搭;(b)与土著妇女或混血土著妇女保持情人关系;(c)与土著妇女或混血土著妇女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内维尔和库克推行的“血统改造”自然步履维艰。1935年,西澳大利亚布鲁姆地区的混血土著妇女在向莫斯里王家委员会提交的请愿书中指出,混血土著妇女与白人男性结婚必须得到“首席保护官”的批准,而白人男性不愿意向“首席保护官”提交申请。她们抱怨道:“我们的处境比纯血统土著的处境更糟,他们可以在内部自由通婚,而我们却严格受到限制。”限制婚姻(性)关系的做法否定事实婚姻的合法性,往往导致事实婚姻破裂。基于感情的结合得不到许可和保护,而不时发生的性关系就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其次,混血土著女性有与白人男性成婚的愿望,但白人男性却不愿意与混血土著女性婚配。

西澳大利亚布鲁姆地区的混血土著妇女在请愿书中表达了与白人男性成婚的强烈愿望。她们要求禁止混血土著与纯血统土著的婚姻,因为纯血统土著穿着暴露、食物缺乏、卫生条件恶劣。而且,由于混血土著女性在白人社会生活过,往往被纯血统土著鄙视和排斥。她们指出,“与纯血统土著结合会导致混血土著妻子早死。与其在这样的婚姻下被迫顺从和谦卑地服侍自己的纯土著血统丈夫,不如死去!”但是“只有下层白人男性才愿意娶混血土著女性为妻”,这种婚姻即便发生了,也往往以悲剧结束。

20世纪20年代末,布莱克对北方领地的土著和混血土著情况进行调查后指出,“一些优秀的1/2混血土著和1/4混血土著可以缓解北方领地白人性别比例失调问题,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无法找到白人女性做伴侣的白人男性可以与之婚配。但是,绝大多数白人男性并不愿意与混血土著妇女结婚,使自己沦为白人社会的贱民。他们更愿意与混血土著妇女保持临时的关系,以便随时追求白人妇女,体面地融入白人社会。”即使混血土著妇女有机会与白人男性结合,这种结合也往往缺乏稳定的基础,一旦不再健康、年轻和漂亮,往往就会被抛弃。布莱克利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白人牧场主与一位混血土著妇女公开地在一起生活多年,生育七个孩子。后来,他与一位白人女性成婚,便把那位混血土著妇女和年幼的孩子赶走,留下那些成年孩子充当牧场的工人。”这位白人牧场主不仅随意抛弃与自己生活多年的混血土著妇女,而且还把混血土著妇女作为生育廉价劳动力的机器。在北方领地,牧场主们常常吹嘘,能够利用土著妇女繁殖出他们未来所需的劳动人手。有一位白人牧场主炫耀自己拥有年龄在1-36岁的混血土著15人,其中有至少7人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在劳动力缺乏的西北部地区,绝大多数白人父亲不接受混血土著后代,但当他们成年可以充当工人时,却很乐意把他们纳入劳动力中。

在白人男性眼里,混血土著女性仅仅是可以用来满足家内服务和生理需要的工具而已。普遍发生的混血土著女性与白人男性的关系并不是内维尔和库克所鼓吹的婚姻,仅仅是一种性关系而已,其中充满着白人男性对混血土著女性的利用和侵犯。在西澳大利亚和北方领地,混血土著女孩离开教养院后,往往被送到城里白人家庭充当家仆。在此期间,混血土著女孩常因主人的侵犯而怀孕,一旦怀孕,就被送回布道所或养育院生产。对此,1937年内维尔指出:“如果混血土著女孩在为白人家庭服务的过程中怀孕,就允许她们回到养育院生活两年。孩子出生后,就与母亲隔开。从此,绝不允许他们再相见。两年期满以后,混血土著母亲又去白人家庭服务。因此,即使她们一生中生下一打小孩也无妨。”内维尔的话道出混血土著女性在白人社会的真实遭遇。

事实上,与其说“血统改造”鼓励混血土著妇女与白人男性的种族婚姻,不如说是确认长期以来白人男性对土著妇女及混血土著妇女性侵占的合法。如此,既满足了白人男性的需要,又以捍卫澳大利亚种族纯洁和“白澳”理想的名义为这种侵占披上了合法的、甚至神圣的外衣。于是,对混血土著的“血统改造”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白人接受混血土著妇女充当保姆,照看自己的子女,安排混血土著男性充当农牧业劳动力的补充,白人男子出于生理需要而与混血土著妇女发生性关系,白人为了经济利益和生理欲望并不介意在生活和工作中与混血土著接触。但除了作为劳动力补充和把混血土著妇女作为性奴之外,白人既拒绝与混血土著分享政治权利,又拒绝给予混血土著以社会福利。

五、“血统改造”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支撑澳大利亚土著问题解决思路的理论和观念开始遭到怀疑,混血土著“血统改造”政策也不断受到批评。

首先,以血统区分土著的思想基础,即“注定灭绝论”,遭到人们的怀疑。在1937年全国土著会议上,库克指出,在北方领地,纯血统土著人数远远超过欧洲人和混血土著,他们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白人,在不久的将来,北方领地可能会出现一个黑色种族。1921年,澳大利亚土著人口为60479人,1940年增加为73271人。对此,人类学家埃尔金指出,长期以来土著人口的减少不仅开始停止,而且“以高于非土著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增加”。自19世纪末以后,澳大利亚人就认定纯血统土著会自行消亡。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白人想象中的土著种族的结局,即自行消亡并没有发生。相反,土著人口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这一事实证明“注定灭绝论”的荒谬。

其次,“血统改造”的理论基础,即同种同源论,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而遭到抛弃。就在内维尔和库克以他们的理论进行“血统改造”的时候,巴斯道开始明确反对“血统改造”,并重新审视自己关于澳大利亚种族归属的理论。1930年左右,他从疾病调查人手,分析土著的生理特征变化,发现土著儿童出现金黄色头发并非种族特征,而是一种反常现象,其原因在于营养不良和寄生虫病。与此同时,悉尼大学人类学家埃尔金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土著不应归入高加索人种,也不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而是一个独特的种族,即“澳大利亚人种(Australoid)”。

再次,随着同种同源论的破产,混血土著与白人结合的后代不会出现返祖现象的说法丧失科学依据。在1937年全国土著会议上,昆士兰首席保护官布莱克利也指出,白人与具有土著血统的人的婚姻存在隔代遗传的危险。1939年,阿德莱德大学人类学教授J.B.克莱兰坦承,“混血土著与白种人的混血后代不存在返祖现象似乎是正确的,但是至今尚无支持这一论断的科学研究。”而阿德莱德大学的一位遗传学教授则向南澳大利亚土著保护协会明确指出,混血土著“血统改造”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遗传模式并不遵循“去黑留白(breeding out the color)”的路径,1/2混血土著或者1/4混血土著可能比他们父母的肤色更黑。

最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生物决定论支撑、视有色人种天生低劣的种族主义信念开始动摇。向来歧视有色人种、自认为是优等民族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被德国纳粹分子视为劣等民族;而被澳大利亚人视为劣等民族的日本人,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席卷南下直逼澳洲,英国在远东的防御体系崩溃,美军也兵败如山倒被迫退守澳洲。“澳大利亚人对日本人无论是何等的愤慨和恐惧,但都已不可能再认为他们生来就低人一等”。而“纳粹德国对他们视为劣种的千百万男人、妇女和儿童进行的残酷屠杀则向世人演示了种族主义的恶果,揭示种族主义不仅在科学上是荒谬的,而且在道义上也是臭名昭著的”。

种族优劣论的动摇也促使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考察混血土著问题的根源。在哈佛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联合资助下,1938-1939年人类学家N.B.廷代尔对南澳大利亚2500名混血土著进行调查。他发现,“混血土著难以适应文明社会并非因为他们血统低劣,缺乏教育、培训和归属感才是真正原因。绝大多数混血土著是普普通通的正常人,他们的智力并不比白人低,只是社会环境使他们陷于贫困、无知和隔绝之中。”血统不是混血土著问题的根源,既然如此,那么建立在生理因素之上的“血统改造”也就不可能解决混血土著问题。

随着“血统改造”理论基础的破产,批评混血土著“血统改造”的声音日益高涨。在西澳大利亚,议员A. A.科弗莱(A. A. Coverley)就长期批评内维尔倡导的“血统改造”。20世纪30年代,人们指责库克不顾混血土著妇女的意愿,强迫她们与白人男性结婚,或者以不正当手段诱使白人男性娶混血土著妇女为妻。1933年6月8日,英格兰《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对库克混血土著“血统改造”试验进行报道,题目是“娶混血土著为妻者有奖”,副标题是“混血土著‘血统改造’计划”。海外的批评引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警惕。此文一出,澳大利亚驻英国高级专员斯坦格利·布鲁斯(Stanley Bruce)立即给澳大利亚联邦总理乔·莱昂斯(JoeLyons)发出紧急电报,要求政府调查该报道是否属实。

至于混血土著,他们则日益与纯血统土著结合在一起,开始为土著权益而抗争。一批优秀的混血土著开始觉醒起来,建立土著组织,开展抗议活动,成为澳大利亚土著运动的先驱。1937年,在土著活动家杰克·金奇拉(Jack Kinchela)、约翰·帕藤(John Patten)和帕尔·吉布斯(Pearl Gibbs)的支持下,混血土著威廉·弗格森(William Ferguson)在新南威尔士组建土著进步协会(Aborigines Progressive Association)。1938年4月,协会发表《告全体土著书》宣布:“我们不是劣等种族,仅仅是白人社会剥夺了我们受教育的机会而已。代表6万纯血统土著和2万混血土著,我们呼吁政府给予我们教育、平等机会和充分的公民权。”作为土著种族的代言人,混血土著活动家要求的是整个土著种族的权益,并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公民权。

20世纪30年代后期,迫于压力,各州政府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土著政策。1936年,西澳大利亚“首席保护官”改名为土著事务局长(Commissioner of Native Affairs)。1939年,北方领地和昆士兰“首席保护官”改为土著事务主任(Director of Native Affairs)。1940年,新南威尔士土著“保护委员会”改为土著福利委员会(Aborigines Welfare Board)。放弃“保护”的字眼不仅意味着承认纯血统土著没有像以前预料的那样“注定灭绝”,还预示着管理制度的转变。随着1939年库克的免职和1940年内维尔的退休,北方领地和西澳大利亚的“血统改造”试验相继结束。1939年,新任联邦政府内政部长约翰·麦克尤恩(John McEwen)提出土著“新政”,正式宣布实施文化同化政策,促进土著从游猎转变到定居,授予他们公民权,从而使他们享有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一样的机会。

“新政”的出台标志着澳大利亚土著政策的巨大变化。首先,不再区分纯血统土著和混血土著,而执行统一的政策,改变了长期以来分而治之的土著管理思路和做法;其次,明确地宣布“成为公民是所有土著进步的目标”,而且成为公民的先决条件不再取决于血统,而是取决于土著居民是否接受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取决于是否被同化。在此之前,无论是“保护”制度,还是“血统改造”,都是着眼于消灭土著居民的生物体,目的在于确保土著种族在澳大利亚社会彻底消失。“新政”要改造的是土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和改造他们的血统。在一定意义上,“新政”所开创的文化同化确认了澳大利亚土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标志着澳大利亚在政治、法律与社会等层面开始表现出接纳土著居民的意愿,成为澳大利亚土著地位改善的起点。由于战争爆发,文化同化未能得到及时全面推行。1951年,联邦政府才推动各州一致实施文化同化。文化同化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土著处境改善,但要求土著放弃自己文化身份和族群认同换取在澳大利亚的存在,却是对土著居民的文化剥夺。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推动下,澳大利亚土著争取权益的运动不断展开,澳大利亚政府被迫放弃同化政策,转向一体化政策。在一体化政策之下,澳大利亚开始废除歧视和限制土著居民的法律,授予土著居民政治权益和社会福利。1972年,澳大利亚联邦开始实施土著居民自决政策,鼓励土著居民传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帮助他们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认同。

结 语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人与世界各地土著居民之间的交流碰撞,成为近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西方殖民澳大利亚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对澳大利亚土著所造成的伤害,较诸西方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伤害却不遑多让,澳大利亚土著所受的苦难比新西兰的毛利人和美国的印第安人更为深重。

1887年,美国通过《道斯法》(Dawes Act),建立土著教育体系,促进印第安人转变成为自立的农民。在美国尝试以文化同化将印第安人纳入主流社会之时,澳大利亚却在采取系列措施试图将土著种族从社会中彻底清除掉。19世纪后期开始,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州、领地)相继确立“保护”制度,企图将纯血统土著限制在保留地任其自行消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澳大利亚还试图通过“血统改造”把混血土著后代从生理上改造成为“白人”,从而彻底解决澳大利亚土著这一种族难题。“血统改造”的鼓吹者坚信生物决定论,严格地按照血统对土著居民进行分类,使用纯血统土著、1/2混血土著、1/4混血土著和1/8混血土著等术语,把土著居民像牲畜一样称呼。“血统改造”着眼于混血土著生物体的改造,以选育改良牲口的方式对混血土著进行人种“改良”。对此,1936年,哈斯勒克指出,“混血土著也是拥有灵魂的人,不能把他们当作牲畜对待。以选育的方式解决混血土著问题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亵渎。”事实上,“血统改造”不仅把混血土著女性视为牲畜,而且也把白人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贫困男性贬低到牲畜的地位,不仅粗暴剥夺混血土著的基本人权,而且也是对贫困白人男性尊严的践踏。它充斥着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成为继“保护”制度和排斥有色人种移民的移民限制法之后,为实现“白澳”建国理想而进行的又一努力。因此,“血统改造”不仅是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消灭土著种族的一系列政策的重要环节,更是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创建试验的重要步骤。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建立种族纯洁与文化同质的单一民族国家曾经是西方各国追求的理想。为此,很多国家的强势族群利用政府公权力,以各种方式排斥甚至灭绝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群,导演出一幕幕历史悲剧。混血土著“血统改造”就是澳大利亚在民族国家创建过程中,为实现种族纯洁而推行的消除少数族群的极端政策。由此可见,混血土著“血统改造”不仅是澳大利亚建国历史的缩影,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昭示,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势群体如何处理政治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以及是否和如何将少数群体纳入民族共同体的问题。如果把民族国家与种族血统等同起来,在这样的国家里,少数群体必然没有存在的空间,必然遭受严重的排斥。

尽管曾经遭受严重的排斥,但澳大利亚土著并未听从命运的摆布,他们以其顽强的存在、不断的抗争,改变了澳大利亚社会对他们的看法和政策,也迫使澳大利亚各界不断审视其国家和民族观念。在这个过程中,澳大利亚逐步放弃土著的“保护”政策、“血统改造”和文化同化政策,放弃以种族纯洁和文化同质为核心的建国理念,最终承认澳大利亚为多元文化国家,承认土著居民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杨洪贵,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南充 637009]

(责任编辑:周学军 责任编审:姚玉民)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1: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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