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

有关王维《使至塞上》诗的创作背景可归纳为两说:其一,依据《资治通鉴》和《旧唐书》关于崔希逸破吐蕃时间的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春或夏,王维奉唐玄宗之命,以监察御史赴西北边塞慰问战胜吐蕃的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王维《出塞作》诗原注“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此说比较流行。其二,开元二十五年,王维赴河西幕,但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采用这一说法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没有交待不取第一说的原因,也没有说明开元二十五年同时发生的王维赴崔希逸幕和崔希逸破吐蕃事的关系。其实,只要能确定崔希逸破吐蕃的时间,就可以解释其与王维出塞的关系。

一、崔希逸破吐蕃之年月

《旧唐书》载,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乙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人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资治通鉴》的具体记载略有不同,“二月……戊辰,新罗王兴光卒,子承庆袭位。乙酉,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破契丹于捺禄山。己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二月戊辰为该月二十四日,己亥为次月二十五日,故崔希逸破吐蕃应在开元二十五年三月。

王维在河西写《为崔常侍谢赐物表》和《为崔常侍祭牙门姜将军文》的时间准确,可资考查。《为崔常侍谢赐物表》云:“臣某言:总管关敬之至,奉九月十五日敕,吐蕃赞普公主信物金胡瓶等十一事,伏蒙恩旨,特以赐臣。”结合《为崔常侍祭牙门姜将军文》,九月十五日当在开元二十五年。文中叙及此时河西无事,“王师不战,无汗马之劳”,而崔希逸自觉有无功受赏的惭愧。《为崔常侍祭牙门姜将军文》云:“维大唐开元二十五年,岁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骑常侍、河西节度副大使、摄御史中丞崔公,致祭于故姜公之灵……呜呼!天下无事,今上好文。尔有余勇,莫敢邀勋。腰鞬白首,蹉跎塞云。……黠虏未灭,壮士长辞。”姜非死于战事。可见,开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前,崔希逸征讨吐蕃的战事尚未发生。

崔希逸破吐蕃的具体时间可从樊衡《河西破蕃贼露布》(下文简称《露布》)探知,文中详细描述战争因由和过程:“朝议大夫、守左散骑侍郎、河西节度经略使、营田九姓长行转运等副使、判武威郡事赤水军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上柱国臣某破蕃贼露布事。……反伐勃律之属国……我皇帝怒之,密发中诏,使乘不虞以袭之……十二月会于大斗之南……十二日至新城南……十六日进至鱼海军……凡七八日间,约三百余阵。……此乃陛下神断之谋也,圣威之被也。不然,岂季冬之月,天地严凝,赍孤军十月(按,疑作“日”)之粮,人绝域重阻之地,横跳千里,连鼓数军,讨而复擒,归而复袭,一日三捷,震天声而凯旋?”文中“左散骑侍郎”当为“左散骑常侍”,“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当为后补,因为天宝元年二月,始加玄宗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

如果按《资治通鉴》和两《唐书》所记,崔希逸袭击吐蕃事在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或三月,则王维《为崔常侍谢赐物表》不当有“王师不战”等语;祭文中也不当有“天下无事,今上好文。尔有余勇,莫敢邀勋”,“黠虏未灭,壮士长辞”等语。樊衡《露布》明言“十二月”,又云“季冬之月,天地严凝”,则崔希逸袭吐蕃事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破吐蕃的远因是吐蕃不听玄宗劝阻,攻灭唐朝属国勃律,玄宗大怒,不能释怀,随时准备还击;近因是唐军示好吐蕃,可乘其不备而掩杀之。据载,勃律国“(开元)二十二年,为吐蕃所破”。

但吐蕃《大事纪年》牛年(开元二十五年丁丑)记载:“赞普牙帐驻于‘准’之芒驻岱垅。论·结桑龙(东)则布引兵至小勃律国。冬,赞普牙帐居于扎玛。小勃律王降,前来致礼。唐廷使者王内侍前来致礼,是年唐廷败盟(灭小勃律)。是为一年。”又一译本《编年史》牛年(开元二十五年):“赞普行官驻于准之芒德垅。论悉颊桑董匝卜领兵至小勃律境。冬,行宫驻扎玛尔。小勃律王战败,前来致礼。唐使者王内侍前来致礼。唐廷毁约。”两种译本意同。其中所云小勃律王战败事,在开元二十五年冬。唐廷毁约,指崔希逸有约在先,而违约偷袭。据此,《旧唐书》载勃律“二十二年,为吐蕃所破”,应是二十五年冬“为吐蕃所破”。从王维《祭牙门姜将军文》看,开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尚无战事。十二月发生的崔希逸破吐蕃应是一场恶战,史载缺失,而《露布》做了详尽描述,这一材料极其珍贵,对研究唐蕃战争有重要价值。尤可注意者,“凡七八日间,约三百余阵”。其间,“凡斩二千余级”、“斩首三千级”、“斩首千余”。另外,第一阶段“生俘千余人”,但担心生变,皆杀之。这与《旧唐书·玄宗纪》所云“斩首二千余级”的数字相去甚远。

二、前线主帅安波主

安波主其人在破吐蕃中功勋显赫,他是此战的主帅,即“都知兵马使左羽林军大将军安波主帅之”。一般人没有注意到此人的背景,“(天宝)十四载,赐朔方节度副使、灵武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安思顺祖左玉钤卫郎将为武部尚书,考右羽林军大将军波主为太子太师”。据《旧唐书》,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师,以卜为业。突厥呼斗战为轧荦山,遂以名之。少孤,随母在突厥中,将军安波至兄延偃妻其母。开元初,与将军安道买男俱逃出突厥中。道买次男贞节为岚州别驾,收获之。年十余岁,以与其兄及延偃相携而出,感愧之,约与思顺等并为兄弟,冒姓为安。及长,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这一段文字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其中的复杂关系。《旧书》中的“安波至”,应为“安波主”之误。安波主和安延偃是兄弟,而安禄山母嫁安延偃,禄山随之。安思顺为安波主之子,安道买次男安贞节,和思顺结为兄弟。

上述安思顺等人中有作为重要将领参与了开元二十五年的破吐蕃之战。参战大将中有安思顺,先锋副使郎将安贞,或即安贞节。安思顺在这次军中角色未明,但承担“反戈却入”的任务。参加此次战斗的人,除《露布》提及的,应还有很多,如宗某,“从安思顺破鱼海,败五城,授上柱国”。疑李国臣亦在军中,《新唐书》云:“李国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抉关,以折冲从收鱼海五城,迁中郎将。后为朔方将,积劳擢云麾大将军,赐姓李。”哥舒翰亦在军中,“领精骑一千应之”。

二、哥舒翰与安思顺积怨始于崔希逸军中

哥舒翰与安思顺的关系,是唐代蕃将不和的典型。二人不和始于何时史载不明,但二人共事最早应可追溯到崔希逸幕中。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开元二十五年之战,主帅为安波主,而安思顺为波主之子。论功行赏,哥舒翰只是后应,不会得到很高的奖励。哥舒翰必然不满主帅安波主。有人认为哥舒翰和安思顺同僚关系始于天宝五载(746)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幕中,这就晚了多年。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安思顺得宠:天宝十四载,因安思顺的关系,安波主被加封太子太师。

哥舒翰与安思顺在朝中争斗甚烈。《新唐书·李光弼传》载:“(天宝)十三载,朔方节度安思顺奏为副使、知留后事。思顺爱其材,欲妻之,光弼称疾辞官。陇右节度哥舒翰闻而奏之,得还京师。”后,哥舒翰守潼关,诛杀安思顺与安元贞,《旧唐书》称之为“肆志报怨”。

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云:“伏见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工部尚书安思顺并弟羽林军大将军兼太仆卿元真等,竭心圣代,宣力先朝……既称名将,实为勋臣。哥舒翰与之不叶,因谋陷害,云共禄山通应,兄弟尽受诛夷。冤痛之心,殁而犹在。安禄山牧羊小丑,本实姓康,远自北番,来投中夏。思顺亡父波主,哀其孤贱,收在门阑。比至成立,假之姓氏。及禄山拥旄蓟北,思顺授钺朔方,虽则兄弟,而情非党与。禄山未反之日,思顺屡已陈闻,朝廷百僚,无不委悉。”安思顺弟安元真,一作安元贞,疑即《露布》中之安贞。《旧唐书》对哥舒翰杀安思顺的定性,是根据郭子仪为之平反的口径来记载的。安波主与安禄山的关系,与《旧唐书》安禄山本传微异,旧传指安波主为安禄山叔父,而此处模糊,言安波主将安禄山“收在门阑”。

四、《露布》文的重要史料价值

《文苑英华》收入《河西破蕃贼露布》时,并无作者,故“阙名”。《全唐文》收入时列在“樊衡”名下,应有所本,而《露布》文的真实记录让人们走进尘封的历史深处,了解相关的真实内幕:

(一)所谓崔希逸袭击吐蕃事,实由玄宗决策,也满足了玄宗解恨之需,孙诲等替玄宗承担了舆论责任。《露布》文说得很清楚,“(吐蕃)反伐勃律之属国……我皇帝怒之,密发中诏,使乘不虞以袭之。”了解玄宗从开元后期到天宝初对吐蕃的焦虑,也就不难理解玄宗急于攻破吐蕃可以不择手段。《西河大破吐蕃贺表》(天宝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云:“臣等自今月以来,累见陇右奏大破吐蕃大岭青海等军捷书。前至日因奏事,陛下谓臣等日:‘吐蕃背恩,神人共弃。岂惟陇右频胜?三数日间,河西当有大捷。’今日王倕果奏,大破吐蕃鱼海及游奕等军,擒生斩级,并虏获羊马,不可胜计。”玄宗竟能预知河西三数日间当有大捷,再次佐证玄宗对河西战事直接指挥,朝中重臣亦不能预知。

(二)袭击吐蕃时间不是《通鉴》、两《唐书》所说的二月或三月。旧史所记时间是误读,十二月写为二月或三月,并无深意。据吐蕃《编年史》和《露布》文,破吐蕃时间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

(三)旧史叙述此事有差误,争战以诈乃常术,不足诟病。但战争的实际主帅乃安波主,参战中有安波主之子安思顺,还有安道买之子安贞(安贞节),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安波主等是大破吐蕃之功臣;而安史之乱发生后,人们或忌讳,或篡改。直到郭子仪昭雪,情形好转。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平反昭雪之前,此《露布》可视为替安禄山叔父歌功颂德的大逆不道之文,“佚名”是作者逃脱罪责的最好方法,故收入《文苑英华》失名。但唐史修纂者未能参用此文,今日研究者也未能关注此文,不知何故。

(四)正史对破吐蕃一战记录简单化了,战争之规模远远超过正史的记载,其残酷性亦为正史所不载。

五、王维与《使至塞上》诸问题

(一)诗题中“使”之义

《唐诗百话》云:“《使至塞上》描写一个负有朝廷使命的人到达边塞时所见景色。有人认为这个‘使’是王维自己。因为王维曾于开元二十五年出使塞上,在凉州(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中任判官。如果这样,题目就应当写作《奉使至塞上》。现在没有‘奉’字,可见这个‘使’字是指一般的使者。再看此诗的内容,完全是客观的写法,没有表现作者自己的语气,也可知此诗不能理解为王维自述。”其实,“使”上无需加“奉”字。

节度使因是使职,本身并无品秩,其僚佐也是这样,“皆天宝后置,检讨未见品秩”,“大抵多巡御封略,经参戎事,居无恒处,秩靡常品”。使,是临时差遣,有事出使,事毕则归。王维赴河西为节度判官,本身是一使职,岑参《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题中“使”同《使至塞上》之“使”。赵仙舟本在北庭任幕职,现在回京了,故称“使罢”。《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题中“使”,也是出使之义,不过岑参出使是在安西北庭节度使府内部的往来。

宋蜀本《王摩诘文集》卷10《出塞作》原注:“时为监察塞上作。”《全唐诗》、《王右丞集笺注》作“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监察”或“御史监察”皆指王维所带宪衔。如“天宝中,边垂警急,职务填委……以左卫骑曹参军摄监察御史赐绯鱼袋四镇节度判官”。节度判官,此为使职(幕职);行左卫骑曹参军,此为幕职所带朝衔;摄监察御史,此为幕职所带宪衔。王维河西节度幕府中任判官职,所带宪衔为监察御史。节帅亦同,如崔希逸带御史中丞宪衔。王维《出塞作》原注断句,宋本为:“时为监察,塞上作。”《全唐诗》、《王右丞集笺注》为:“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因此,在了解唐代制度的情况下分析此诗,就不会将此诗题理解为: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塞慰问。

(二)诗的写作背景和内容

其一,王维《使至塞上》诗是赴边途中之作,即是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前的作品,和崔希逸袭吐蕃事无关。注意诗起句的“欲”字,如已在河西凉州,则不能用“欲”。使至塞上,应指自己赴任使职而已至萧关。故此诗不能解释为在河西节度府所作。诗中“都护”所指当为河西节度使。但人和事有别,不必联系崔希逸破吐蕃事。

其二,诗写在萧关,“萧关”是实指。严耕望在讨论萧关时认为:“唐代新关虽去汉代旧址甚远,惟《汉书》为中古士大夫人人必读之书,汉武出萧关,匈奴入萧关,久成故实,是以唐人极易混为一谈,杜佑亦其一耳,”汉、唐皆置萧关,南北相去逾二百里,非一地。在原州东南三十里是汉代故关,唐之萧关在原州通向灵州的道路上,也就是唐代萧关外移逾二百里。一般情况下,作为赴河西而经过的是汉代萧关,如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河陇》:“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汉萧关已是交通意义上的关口,而唐萧关则是和边塞及战事相联系的关口,唐诗中的“萧关”更多的例子是指唐代新萧关,赴朔方或前行者所过关当指唐代萧关。如宋之问《送朔方何侍御》:“闻道云中使,乘骢往复还。河兵守阳月,塞虏失阴山。拜职尝随骠,铭功不让班。旋闻受降日,歌舞入萧关。”皇甫冉《送常大夫加散骑常侍赴朔方》:“故垒烟尘后,新军河塞间。金貂宠汉将,玉节度萧关。澶漫沙中雪,依稀汉口山。人知窦车骑,计日勒铭还。”王维诗作于萧关,故有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可能。长河或指清水河,在中卫的泉眼山西侧注入黄河,是宁夏境内黄河最大、最长的支流。“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句中,汉塞,不当指汉代萧关,因汉代萧关已不具汉胡分界之功能,唐代萧关才能具有分界之功能,不然,唐代萧关不必外移二百余里。过了萧关,称“入胡天”才为贴切。缘此,则王维赴河西,经汉萧关,联想到唐萧关,故意混合二关,展示了一幅萧关外的边塞图景。

其三,居延、燕然皆想象此行所在,借候吏之口出之。河西节度使主要面对西南的吐蕃,而居延和燕然都在凉州的西北方向。燕然虽是用典,但最好的用典能时(如季令)地切合。如果诗是为崔希逸破吐蕃事而作,则诗中所关涉地名应是河西走廊的西南青海湖一带,而诗中的“居延”和“燕然”却都在河西走廊的西南,即使是用典也有切合的要求,何况诗中地名应为实指。《出塞》(原题下注: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时在秋日,当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之前所写。诗中或写军中演习练兵,故言“时驱马”、“好射雕”,地点应在河西治所西北方向,故谓“居延城外”。在远离西南方向的吐蕃备战,可以理解。

其四,王维在凉州诸诗大多写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之前,故写凉州边地多和平景象,而嗅不到备战气息。“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这与王维两篇文章的情绪和认识是一致的,所谓“王师不战”、“天下无事,今上好文”是也。

王维《使至塞上》诗是唐诗中的名篇,被选人各大、中学教材,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因写景雄浑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考证王维写作此诗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一方面有助于准确把握诗歌的情感和内容;另一方面,由此而涉及安波主、安思顺、哥舒翰等重要人物,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破吐蕃的重大战事,对这些人物和这一战事的考辨,为唐史学者研究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唐代和吐蕃的战争等方面会有一定的帮助。以吐蕃《大事纪年》等文献来订正《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之误,也是利用地下文献与纸上文献相参证的结果。

[作者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州 510631]

(责任编辑:方兴责任编审:路育松)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1: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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