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 为何不台旨亲见原子弹上天

文|李崇寒

2013年10月16日是我国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三强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建成我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还亲自带领攻坚团队成功试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

“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发现者、“两弹一星”突出贡献者、“中国原子弹之父”、“中国的居里夫妇”、“科技界的三钱”、“交叉学科倡导者”……种种头衔,无不昭示着钱三强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巨大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核弹之父”的归国博士,却从未亲眼看到中国核弹爆炸成功的场面。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巨响,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茹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就在大家为之欢呼庆贺时,两弹研制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钱三强销声匿迹,不见踪影,这让所有人纳闷不已。

三天后,公众熟知的钱三强,变成“徐迸”,出现在河南信阳农村,开始为期几个月的“四清”生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庆功会正如火如荼地举行,与钱三强同单位的几位领导都拍了照,登了报,只他一人不在。钱三强虽笑着说:“有几个作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不算什么。”但他的心灵深处,不是没有感触的。对此,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XX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尖锐的斗争呢。”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秉穹”变“三强”

在今浙江绍兴城区胜利西路上,坐落着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传奇图书馆—一古越藏书楼。它的门很小,稍不留意就会走过,白色墙面虽经多次修复,岁月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一百年前的10月16日,钱三强诞生于此。

那时,钱三强还不叫这个名字,父亲钱玄同按“东”韵,给他起名叫“秉穹”,在他前面,有两哥一姐,分别为秉雄、秉弘、秉工。秉穹出生时,钱玄同正在杭州教育专署办理辞职手续,打算应邀北上,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做国文教员。

早年,钱玄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深受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党人思想影响。抵京后,他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一道,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文学革命。

在秉穹的儿时记忆里,父亲是个大忙人,在家的时候很少。“后来才知道父亲那时除了在学校授课外,还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所以下午、晚上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讨论问题,并为‘新青年’杂志奔波约稿。”1919年,6岁的秉穹被钱玄同送进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等北大教授创办的孔德学校就读。这是一所最早提倡白话文、注音字母的学校,学校除抓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秉穹一进孔德便如鱼得水,仅三五年工夫,就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喜爱。

在孔德,秉穹结交了两个非常要好的小伙伴,一是活泼顽皮的“武将”、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一是以文见长的李志中。三人中,秉穹年龄最小,但体格强壮,与年龄最大、身体瘦弱的李志中形成鲜明对比。淘气的周丰一称李志中为“大弱”,钱秉穹为“三强”。李志中很是喜欢此类雅号,口头常以“大弱”自诩,过了一段时间,在他们互相通信中,竟也如此称呼起来。

一次,大弱写给三强的信恰巧被钱玄同看见了,钱玄同突发奇想:“既然我们提倡新文化,反对复古,主张中国文字朝着大众化、平民化的方向发展,为何在为子女起名的问题上囿于形式?”于是,钱玄同决定,给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取意“德、智、体都进步”。秉穹改名,一时间在孔德成为新闻,“三强”取代“秉穹”很快流行起来。

从牛到爱

1928年,15岁的钱三强通读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后,确立了当电机工程师的志愿。书中构建中国未来的建设蓝图,激发了他对理工学科的兴趣,“要使祖国不受屈辱,摆脱贫穷,走向富强,非建立强大的工业不可。”

两年后,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入学后,他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短短半年之后便通过了英语考试,连父亲钱玄同也不禁暗叹:“属牛的孩子,还真有一股牛劲。”

有一次,清华教授吴有训来北大讲授近代物理,他那与众不同的讲法、生动的课堂实验,让钱三强渐渐产生了对物理学的热爱,加之“外界环境又是日本侵略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而政府却不抵抗,当时的南京政府也没按《建国方略》的蓝图来建设中国。内部与外部因素加在一起,使我放弃了学电机工程的初愿,决心入物理系了”。

1932年秋,钱三强考入清华大学重读一年级,师从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对于钱三强的行为,钱玄同未做任何评说,只是别出心裁地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送给他,寓意有二:一是勉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二是鼓励他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从那以后,钱三强以“从牛到爱”为座右铭,人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整整相伴了六十年。

中国的居里夫妇

1936年,钱三强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的助理,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就在钱三强担任助理员期间,一个令人激动的机会降落在他头上。在严济慈的推荐下,钱三强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考试,成功得到去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学习的机会。这令他兴奋不已,因为那里不仅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物理研究技术,还因居里夫人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雷娜·居里及其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的参与显得星光熠熠。对钱三强而言,“能够在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和伊雷娜·居里夫妇领导下做研究工作,实在是我的幸运”。

抵达巴黎后,钱三强终日往返于住处、实验室和图书馆“三点一线”之间,生活平淡,但却乐在其中。他的聪慧和实干,深得约里奥·居里夫妇的赞赏。弗雷德里克·约里奥选他为助手,改进观测原子核粒子径迹的云雾实验室。钱三强从查阅文献资料开始,不断研究提出改进方案,几个月后,新的云雾实验室建成,灵敏时间由原来的0.1-0.2秒,提高到0.3-0.5秒。接着,钱三强又创造性地制作出与云雾实验室相匹配使用的自动照相系统,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十分满意。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除了忙于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千活,他曾向伊雷娜提出希望参加一点放射化学的实验,伊雷娜不解地问:“你对这种工作也有兴趣?”钱三强答道:“不是兴趣,是需要。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千各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才行。例如放射源的提取,我自己不做,又有谁给我提取呢?所以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在居里实验室的头八年中,钱三强获得了原子核物理学和放射化学的基础知识,积累了科学工作的经验,掌握了各种类型的探测技术、实验技巧和理论分析能力,逐步成长为能够独立进行前沿研究的科学工作者。

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清华同班同学、被誉为才女的何泽慧在巴黎结婚。在当天举办的结婚晚宴上,约里奥·居里夫妇双双出席并发表即席致辞:“钱三强先生和何泽慧女士,都是做原子物理研究的,相信他们的结合,将来一定会在科学事业中开花结果。正像大家知道的,居里先生和夫人的结合,开了一个先例。我和伊雷娜也受了‘传染’。我们感到这种‘传染’,对科学是非常有利的。现在,我和伊雷娜欢迎何泽慧女士的到来,希望你们两位婚后密切合作,在实验室里做出新的成绩。”

果不其然,1946年7月下旬,钱三强与何泽慧应邀出席在剑桥举行的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会上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两人的极大兴趣。以往的二裂变照片,是从一个点开始射向两边的一条直线。但在这张照片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呈现三叉形状的径迹。这让钱三强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巴黎后,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很快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实验和研究。几个星期下来,他们观察到大量的裂变径迹,也找到一些同剑桥会上投影的三叉形径迹。钱三强清楚地记得,在寻找三叉形径迹中,“两个法国青年耐心不够,找到的较少,泽慧参加之后,由于她的细致和耐心,孜孜以求,结果是她找找到的最多。”

仅仅数量多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弄清楚这些径迹的性质,才是钱三强最关注的。1946年11月18日,经反复实验、观测、分析,他们的第一份实验报告整理完毕,初步实验结果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原子核裂变“一分为三”,文章发表后,约里奥-居里夫妇连声称赞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此后不久,何泽慧以她女性特有的精细眼光,又发现其中有裂变为四个碎片的痕迹,后经大量实验证明,这种现象,大约一万个裂变中,会出现一次。

1947年1月27日,钱三强和何泽慧等在其研究论文《铀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的能量与几率》上指出,一万次核裂变中有30次三分裂事例,四分裂出现的概率则比三分裂小得多,小于万分之二。同年春,约里奥·居里在巴黎的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了“三分裂”的发现,赞扬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不久后,法国的《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的《新民报》、《大公报》对钱三强的实验成果做了详细报道,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

钱三强清楚地记得:“约里奥先生头天讲了这番话,第二天就有记者上门来访问我们。报纸上登载了消息。鲍威尔等著名科学家也来信祝贺。从此,三分裂和四分裂的发现,就为各国科学家所知了。”

1947年暑假,继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后,钱三强又被法国国家研究中心提升为“研究导师”(相当于副教授)。然而,就在周围的人认为钱三强将长期留在法国工作下去的时候,他和夫人毅然决定回国。他说:“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临行前,伊雷娜以圣洁的至理名言相赠:“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并对钱三强嘱咐道:“你在实验室做的各种小放射源和一些放射性废渣原料可以带回去,将来会有用的。”

中国也要搞原子弹

解放前夕,钱三强夫妇终于辗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南京政府曾多次力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所长,但都被拒绝。1948年,钱三强应邀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一面任清华大学教授,讲授原子核物理学,一面在梅贻琦校长支持下,于北平研究院筹建原子学研究所,兼任所长。

1949年3月,北平刚刚解放两个月,钱三强就接到通知,参加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钱三强收到5万美元专款,用于购置核研究用的仪器设备。41年后,当他重新回顾这段经历时,还是那样记忆犹新,激情未了:“当我拿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里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了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

此后,钱三强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中。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中国核力量,钱三强成为规划的制定人,并汇聚了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等一大批核科学家。当1959年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钱三强担任了总设计师。在这场艰苦的攻坚战中,他凭借自己过人的领导能力,协调这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用4年时间成功研制原子弹。2年8个月后氢弹又试爆成功,全世界为之惊叹不已。

“书生气”的代价

在原财政部部长张劲夫的眼里,钱三强是有一点书生气的人,他很直爽,有意见就提。但这既是缺点又是优点的东西,让钱三强吃了几次苦头,其中就包括去河南信阳参加四清生活。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刚从美国回来的钱学森,也来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1957年,帮助全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开始。这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征求他们对党内整风的意见。钱三强谈到当时的情景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不谈什么意见吧。”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有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他向刘晓提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科学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他还具体说明:“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可他善意之议,却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要将其划为右派。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下,钱三强才侥幸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说自己要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等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在同年召开的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地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还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

钱三强在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时,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如下一段话:“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此言一出,当即引起很大震动。有人翻出“反右”的旧账,认为钱三强如此行为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加之钱三强在国外留过学,有不同寻常的海外关系,有人建议将钱三强调离二机部(第二机械工业部),不再参与原子科学的攻关。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摸清情况后,聂荣臻代周总理宣布:“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庆幸的是,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调出钱三强的计划没能实现。调出不行,但思想教育可不能少,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钱三强以“徐进”身份参加四清教育的情形。“四清”下来后,钱三强的心得是:思想、劳动双丰收。不久后,钱三强与何泽慧又被双双送到陕西邰阳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那“广阔天地”里,他们“大有作为”。好在噩梦终有结束的一天,“四人帮”被打倒后,钱三强重又恢复了工作。

1982年,年近七十的钱三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借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回顾了他对原子能事业的坚持与热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十年后,钱三强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79岁。

(参考资料:《钱三强文选》、葛能全:《钱三强》、王春江:《裂变之光——记钱三强》、任欣发:《播春者——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孟昭瑞:《核工业发展50年的巨变:中国蘑菇云》)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1:25:04
上一篇:我要去寻找《冷山》
下一篇:对话土家野夫
网友评论《“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 为何不台旨亲见原子弹上天》
相关论文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