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协调、竞争与冲突并存 21世纪的中印关系

特约撰稿|叶海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南亚编辑部主任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与南亚最大邻国印度之间的关系虽然也经过了数轮起落,但总体而言呈现出安全单维特征。中印两国在处理与对方关系时,无论是边界问题还是对待南亚其他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的态度,往往把安全作为第一甚至唯一的考量要素。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双方的政策基本上在对抗与不对抗之间摇摆,而至于因为各种机缘确定了暂时不对抗的策略以后,双方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似乎不对抗就已经令北京和新德里满意了。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却出现了相当引人注目的变化。双方在安全领域继续互不信任,经济合作却不断得到提升;边界问题上展开了10多轮“特代”会晤,除了多年前就确定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以外,始终裹足不前;中国终于承认锡金是印度的一个邦,而印度也确认了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的立场——在中印建交后的半个世纪里,印度很少使用西藏自治区这一概念,充其量用简称西藏指代,不过同时印度依然容留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由于相对于伊斯兰堡的力量优势越来越大,印度不再经常性地要求中国澄清自己的巴基斯坦政策并非针对印度,但日益自信的印度又开始纠结中国是否接受印度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中国则一方面高度重视印度在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肯仿效其他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公开赞成印度“入常”——其宴其他四国也从未公开承诺印度“入常”应该享有至关重要的否决权;非常能说明中印关系矛盾性的一个现象是,两国领导人用相对频繁的高层接触反复强调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更不是对抗敌手这一认知,而两国的媒体在提到对方的时候,却十有八九没什么好话。

20年来,中印关系发展迅速,成就斐然,然而也矛盾重重,双边关系中出现了许多互相冲突互相掣肘的要素。这是此前将近半个世纪未曾出现的。

如何认识20世纪最后十年以及21世纪以来的中印关系,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未来将会怎样,能否从定性分析的角度为中印关系概括出一些基本特征,甚至是否有必要进行此类尝试,都是存在争议的问题。

现状:“四C并存”的中印关系

对于国家间关系来说,尽管涉及的维度可能包罗万象,从军事安全到水资源开发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就任何一个维度下的关系性质而言,则无非以下四种:冲突(conflict),指的是两国之间的零和博弈,这种情况下一方取得相对优势就意味着另外一方的绝对利益受损;竞争(competition),虽然不一定零和,但一方的相对优势至少意味着另外一方的相对利益受损,比如影响力的下降、话语权的被抑制等等;协调(coordination),双方的利益尽管存在矛盾,但双方都或者认为不值得引发对抗的风险而愿意搁置争议或处于追求共同利益而分担成本——这种分担不一定是均等的,搁置争议所蕴含的代价也是如此;合作( cooperation)则是一个追求双赢的过程。

从冲突的赢输(win-lose)到合作的双赢(win-win)基本涵盖了国家间关系双方的行为预期。而任何一对大国关系都不是单维的,双方在确定对对方的政策时,总要考虑多个参数,最终试图制定出一套符合自己利益预期的行动策略。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一个排序的过程。首先确定哪个或哪些国家更加重要,然后确定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哪些参数或维度更加重要。

中印关系自然也不例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的对外政策决策者在想到喜马拉雅山对面的邻居时,就必然要在许多参数中进行排序。中印关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按照维度和关系的性质可以概括成本页表格。

这一看上去有些杂乱的表格实际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不难注意到,在中印关系当中,能够合作或者已经处于合作状态的往往在一些安全敏感度很低的维度,比如说环境问题、人文交流等等,而越是具有安全色彩,双方的对抗情绪就越强烈。

由此,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或许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即20年来中印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每年7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到底是淡化了双方半个世纪以来的安全对立,抑或只是掩盖了这一问题?进一步需要被问及的理论性问题则是,双边关系中即使涉及人文与经济的合作比重不断加大,是否必然能为两国的安全冲突与竞争加高门槛?中印之间可协调与可合作的领域能否化解至少是有助于平衡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呢?

答案未必令人感到乐观。至少目前两国之间的实际态势无法支撑对这些问题的乐观主义回答。20年来,尽管双边关系发展迅速,然而双方始终在小心翼翼地回避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问题,即涉及1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印边界争端。双方都很清楚,在领土问题面前,一切努力营造的友好气氛都经不起考验。2013年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前夕,中印两国在荒无人烟的拉达克地区发生“帐篷对峙”事件,没有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也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然而就是这件小事儿却几乎“绑架”了两国总理级别的高层会晤。双方不得不用大量的外交表态向本国民众和对方澄清自己并无恶意。领土问题的敏感度由此可见一斑。

确切地说,两国领导人以及外交决策阶层对在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中印关系——尽管各自的动机有所不同,双方使用的手段也很类似,即试图通过不断扩大和提升两国的经济合作规模及水平,在获得现实利益的同时,也为冲突的爆发增高门槛,避免双方因为不可调和的安全对立至少是安全对立情绪而卷入对抗。唯一的问题是,这种“稀释矛盾”的办法最终能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吗?还是双方都不过是在争取时间,以便在未来矛盾不可调和也不可搁置的情况下拥有相对于对方更为强大的力量,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安排?

未来:印度与中国的相互寻求

仔细审视中印关系的各个维度,不难发现一个对印度来说很有趣而对中国来说有些无奈的现象,即中印两国关系的各个维度当中,中印彼此的相互需求并不对等。

印度对华需求主要表现在印度渴望中国承认印度的世界大国地位、放弃对巴基斯坦的长期支持、以及在领土问题上至少承认现实接受“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等等,这些诉求具有如下特征:1、能够显著地直接增加印度的收益;2、中国一旦作出承诺即不可变更或撤销,对于印度来说,属于不可逆的收益;3、中国的承诺将是清晰而明确的,不存在模糊空间。

反观中国,对于印度的需求却显得有些不清不楚。就前述的表格而言,中国到底需要从印度手中获得什么呢?固然中国也希望在解决领土问题时最终方案对自己更加有利,但显然中国不急于推进这一过程,中国还希望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更为明确一些,中国亦对印度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改革中的立场抱有期待。不过所有这一切,都不可以,也不必划出一条明确的标准线来衡量印方是否满足了中方的需求。从表象上来看,中国似乎需要的不过是印度的“态度”。当然,中国不可能如此天真或日理想主义,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对印度的需求确实存在着某些模糊而难以界定的成分。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对印度的需求,如果印度加以满足,新德里并不需要做出不可逆的承诺,只需要某种不具备约束力的外交表态就足够了。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传统上,中国具有重视他国外交表态的习惯;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并不需要和印度建立某种具有终局性质的外交关系框架来保证两国关系的长期状态,中国要的不过是“稳定”罢了。换句话说,在中国崛起的关键过程中,关于印度,中国最不希望的事情便是被迫在自己的西南方向卷入和印度的冲突。只要印度不在中国忙于处理海洋问题以及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对美关系时跳出来“捣乱”,中国就可以对中印关系感到满意。追求稳定在这里并非中国长期以来的习惯思维使然,而是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印度显然还不是一个对外战略中的主要考量对象。

这一点都不令人感到奇怪,在全球体系下,印度的综合实力处于中国之下,这意味着印度如果要实现“不可思议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的伟大梦想,其赶超之路上,在遭遇美国之前,首先要超越的是中国。抛开所有既存的中印关系的麻烦不谈,即使从国家实力竞争的角度上,印度也会首先瞄准中国。而现有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无疑又会努力鼓励甚至唆使印度向中国发起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安全上和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凸显。面对一个强大的美国时,中国显然不愿意再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爆发冲突,除非这个国家如日本一样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不可逃避地站在美国一边在安全上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印度并不是美国的盟国,中国也决不希望将印度推到美国的一边去和华盛顿、东京以及堪培拉共同构建所谓“民主菱形”。

中国希望在自己的南边有一个稳定而不闹事的邻居,这一点是完全理性的。说到底,印度并不处在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基于实力差距,印度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威胁。实际上,即使出现奇迹,中印关系所有既存的结构性问题都得解决,印度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站在印度的立场上,和中国结盟对抗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一则即使中印合作,也未必能获得相对于美国的力量优势并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施加重大改变;二则印度如何才能确保中国在取代美国成为新霸主后会比美国更加“仁慈”?而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就算中印通力合作,也只是一个令人惬意的附加收益,并不能彻底改变中国只身在西太平洋面对美日同盟强大压力的不利态势。而为了争取印度的通力合作,中国所要支付的代价却是极其巨大的,比如领土问题的重大让步、割断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合作以及欢迎印度以平等成员的身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等等。

以小人之心揣测一下,万一印度得到了这一切,却还是选择和美国合作,那中国怎么办呢?

对策:中国如何应对次要战略方向的主要威胁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必须要看到,即使中国完全相信印度,也不可能为争取印度的支持而满足印度所有的需求。原因在于:(1)中国不具备牺牲主权改善对印关系的国内基础。在中国外交决策日益透明化多元化的现在,仅仅为了换取中印关系的稳定而支付国内民意的巨大不稳定是不可能的;(2)中国没有实现妥协的外交资源和手段。中国不可能找到一个办法既让印度满意又让全世界特别是南亚其他国家觉得中国有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坚定意志,只要印度国土上还活动着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中国就不可能以中印关系的友好与稳定作为自己的外交资本;(3)对印妥协将会产生周边负面激励作用,周边国家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只要做出与美国交好的姿态,中国就会愿意支付代价去寻求改善关系。而中国正在通过黄岩岛事件以来对菲律宾的一系列动作试图改变周边国家此前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对印度妥协无疑会导致这一努力前功尽弃。

中国是否应该转而与印度展开竞争甚至对抗呢?这同样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案。原因在于,寻求对抗将使得中国在次要方向上的投入不断增加,甚至出现喧宾夺主、将次要方向恶化为主要方向的风险。那么,中国应该寻求怎样的策略呢?

或许可行的对印政策是将中印关系的各个维度区分开来,不再寻求所谓复合结构,也不再试图通过某个维度的妥协换得另外一些维度的收益。在任何一个维度下都寻求和印度的收益对等化,可能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既不要为了获得印度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改革方面的支持而在双边经贸领域对印度的要求做出让步,也不要为了求得印度不在必然到来的“后达赖时代”给中国制造麻烦而在领土问题上保持进一步的克制。对于中国来说,保持对等态势,强化前沿力量存在,或许更有助于抑制住印度战略学界一直有人鼓吹的所谓对华“压力策略”冲动。

归根结底,在次要战略方向上,避免争端是正确的,但避免争端的最好方式有的时候不是“藏拙”而是“亮剑”。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1: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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