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天下 百年邮政的现代化之路

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国家组织的通信活动,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存在过组织严密、体系庞大的邮驿系统。1896年3月,清政府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标志着近代邮政的诞生。

1949年以来,我国的邮政管理体制虽然经历多次变化,但中国邮政始终与其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兼程向前进,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受了风险困难的考验,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寄信、读书、看报、快递、理财……你、我、他,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邮政,每个人都在时刻享受现代化的邮政服务。

文/“洞庭水乡的信使”湖南省益阳市邮政局桂志强为渔民送信

专访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国华 建设世界一流邮政企业

本刊记者 王军 周斌

2014年3月,是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100周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飞速发展,中国邮政事业也在不断调整改革来面对飞速变化的民众需求与时代环境。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国华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从邮政系统的基层千起,在市(地)、省、国家三级的邮政部门都身负要职,可以说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邮政的发展历程。近日,《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专访了李国华先生。

国历:作为邮政企业的“资深人士”,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邮政经历了哪几次大的变革?每一次变革给邮政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李国华:我国的邮政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国家组织的通信活动,以后的各主要历史朝代也都存在过组织严密、体系庞大的邮驿组织,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建设和文化交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896年3月,清政府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标志着近代邮政的诞生。100多年来,中国邮政历经风雨,不断前进。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撤销邮电部,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同时邮政与电信分营,设置国家邮政局,标志着近50年“邮电合一”体制的结束,邮政进入独立运行时期。自此,邮政从原邮电部的一个专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行业。这个时期也是中国邮政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努力奋斗,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良好业绩的时期。

2005年8月19日,国务院又印发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要求邮政实行政、企分开。2007年1月29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正式挂牌成立。2007年3月20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挂牌开业;2009年9月9日,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2010年6月29日,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目前,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直接管理31个省(区、市)邮政公司,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司、中邮人寿保险公司、中国集邮总公司、信息技术局等16个全资控股公司和直属单位。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成立是中国邮政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传统邮政向现代邮政转变的必然要求。中国邮政实行公司化运行以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信念不动摇,坚持改革创新的方向不动摇,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使邮政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总体经营规模和发展水平跃上了新台阶。在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邮政位列196位,比2012年上升了62位,比2011年上升了147位,排名首次进入前200位。

国历:您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邮政系统基层工作,从业几十年来,可以说您见证了中国邮政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其中有哪些事情让您记忆深刻?

李国华:建国以来,我国的邮政管理体制虽然经历了多次变化,但中国邮政始终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兼程向前进,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受了风险困难的考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邮政系统的老员工,从业30年来,邮政的每一次改革,每一步发展,点点滴滴都在我的记忆深处,但要说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1998年邮电分营以来邮政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邮电分营初期,是邮政发展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中国邮政以邮电的48%的人员、12%的收入和9%的资产走上独立运营之路。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自我发展来消化巨额亏损;另一方面,邮政许多传统业务被社会进步技术大量分流与替代。当时邮政职工心态复杂,对邮政发展前景缺乏信心。但是,我们咬紧牙关,经过全体邮政干部职工近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邮政不但顺利完成了邮电分营的体制改革任务,保持了百万员工队伍的稳定,还积极认真地履行了普遍服务义务。同时,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为中国邮政长远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回首这个过程,我最深的体会有两点:一是改革给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中国邮政就是通过不断改革而发展壮大的。二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特别是对有着上百年历史的中国邮政来说,只有不断创新发展,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去年年底,中央对中国邮政提出更高要求,指示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邮政企业”,这为我们解决了用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向什么样的目标前进的问题,给全国邮政干部职工以极大的鼓舞。旗帜指引方向,目标凝聚力量。中国邮政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一如既往、努力奋斗,全力以赴、不辱使命,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邮政事业,努力建设世界一流邮政企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国历:中国邮政70%的服务网点分布在农村,利用如此多的网点,邮政企业在服务三农方面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李国华:作为国企,我们的企业使命就是履行好国家赋予的责任义务。邮政业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我们的责任就是为全体国民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邮政服务,并将邮政公共服务推向均等。为此,我们在社会公共服务最薄弱的三农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认真做好邮政普遍服务。邮政企业依托3万多个农村自营网点,开办信件、包裹、印刷品、汇兑等普遍服务业务和其他邮政业务。其次,积极搭建邮政综合服务平台。广泛与社会公用事业单位合作,在网点叠加代缴通讯费、代收农电费、代理票务等便民服务,以及农产品交易和劳务用工信息咨询等服务,努力打造便民惠民、多方共赢的邮政综合服务平台。第三,进一步拓展在农村地区的服务深度。依托乡镇邮政局所发展了辐射到行政村的10万多个“三农”服务站和近10万个村邮站,构建了更为完善的邮政服务“三农”网络。在提供邮政服务的同时,将农民所需的农资产品、农技服务配送到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质优价廉的农资、日用消费品等销售服务。部分地区的邮政企业还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发起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建设示范田,开展优良品种、高产栽培技术和优质高效农资产品示范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第四,为“三农”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发挥多元化经营和联结城乡的网络结算优势,重点为农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各类信贷服务,积极发展代理财政转移支付、新农保、新农合、粮食直补、惠农补贴、助农取款等金融服务,有效破解了农村融资难题。第五,发挥城市网点作用,积极开展农产品返城业务,促进城乡双向流通体系建设。选择知名度高、原产地、绿色有机的特色农产品,通过城市邮政网点开展实物展示、销售和配送,将农产品引入城市干家万户,满足广大城市居民的需求。邮政服务三农工作,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和地方政府的认可,更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与支持。

国历:电信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通信习惯,当人们纷纷习惯于发E-mail、短信、微信,而不是信件时,有人甚至悲观地担心邮政的生存问题,面对这一巨变,您怎么看?邮政将如何应对?

李国华:我认为,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给邮政带来的并不只是冲击和悲剧,应该是机会与挑战并存。虽然部分传统邮政业务受到冲击被削弱甚至被替代,但同时互联网及新技术的高速发展也给邮政创造了无限的发展机遇。一是邮政可借助信息化手段对传统业务进行改造与升级;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国邮政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如电子商务市场、电子邮政等。因此,中国邮政目前急需的是发展转型。转型方向应该是基于自身核心能力,依托新技术发展和互联网应用,创新邮政传统业务运营模式和业务流程,整合物流、金融和线上线下渠道,使中国邮政成为融合传统业务与现代科技的综合服务商。

为了应对挑战和实现发展转型,中国邮政已经明确了业务发展的四大战略:寄递服务战略、电子商务战略、金融服务战略和公共服务战略。

寄递服务战略:就是中国邮政要做邮件寄递服务(包括电子商务配送)市场的领导者。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网上购物的迅猛发展,给以包裹业务为主的寄递市场,带来巨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尽快完成适应于互联网市场的新产品研发、优化和作业流程再造,加快研究针对客户差异化需求和不同类型电子商务模式的寄递服务,全面占领电子商务寄递市场。

电子商务战略:这是中国邮政重点加以研究、规划并举全网之力加以推进的战略。一是要通过建立邮乐网商城来抢占网购市场,同时通过电子商务整合资源,引领集团业务。二是要尽快实现邮政业务电子商务化,开发新型电子邮政产品,打造全新的网上邮局,在网上推出邮品销售、报刊订阅、票务代理等服务新举措,同时拓展和开发安全邮箱、电子账单、数字发行、虚实地址等新一代服务产品。

金融服务战略:就是抓住互联网金融变革的机遇,适应和创新客户需求,完善网上银行功能,拓展网上金融服务,构建互联网时代新的金融产品体系。充分发挥邮储银行资金优势,积极申请第三方支付牌照,大力发展产业链金融和第三方支付服务,构筑和完善金融服务产业链。

公共服务战略:就是紧抓和依靠政府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遇,把邮政便民服务站和村邮站等作为国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共用渠道,实现社会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品牌资源和行业资源,把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引入邮政网络,全力打造覆盖面最广、功能最全、惠及民众、多方共赢的邮政便民服务平台。

国历:看过电影《那山、那人、那狗》的人都会被基层邮政员工的执着精神所感动,现在的邮政还有多少这样的基层邮递员在默默将信件送到祖国每一个神经末梢上?邮政的现代化发展会导致这样的邮递员消失吗?邮政的现代化发展成果未来会惠及到他们身上吗?

李国华: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反映的普通投递员的故事,只是我们邮政员工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普通投递员,履行邮政普遍服务的缩影,也是邮政“情系万家,信达天下”的生动写照。目前,我们中国邮政拥有近17万名像电影里主人公一样的普通投递员,像近年来涌现出的中国邮政的先进典型——王顺友、尼玛拉木、全二平、“爱心邮路”等等。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乡村,在孤独的海岛还是僻静的边疆,都有他们的身影,都有他们在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着。

当前,虽然现代科技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沟通联系的方式越来越多,邮政现代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但作为拥有着悠久历史的最基本的通信方式之一的书信不可能消亡;作为最基本的流通渠道之一的实物传递也不可能消亡。许多专家指出:邮政和军队以及公共卫生系统一样,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其作为一个国家公共系统的触角深入最基层,保证把一个国家有效连接到一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自然环境复杂,不少山区、高原、海岛等边远地区,现代通信仍然极为不便,邮政成为政府为保障公民基本通信权利而提供的主要服务平台,有些地方甚至是当地居民与外界交流的唯一渠道。而保证领土内居民拥有基本通信权利,是政府向万国邮联做出的国家承诺。因此,作为实物传递最后环节之一的投递员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随着网购等电子商务的发展而显得愈加重要。

邮电分营以来,尤其是邮政企业化运营以来,中国邮政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表现之一就是包括普通投递员在内的邮政员工的薪酬水平得到了不断提升。不论是在深化邮政体制改革,还是在加快邮政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关爱员工;坚持完善员工待遇的正常增长机制,使员工充分享受到企业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坚持让所有邮政员工包括基层投递员体面地工作、舒心地生活,努力形成公平、公正、阳光、和谐的企业氛围。这也是邮政改革能够顺利深入推进、发展能够保持又好又快的根本保证。

国历:《国家人文历史》作为一家以邮发为主的期刊,订阅和报刊亭零售是我们的主要发行渠道,可目前有部分城市以各种名义取缔邮政报刊亭,您对此有何看法?全国邮政报刊亭在您的经营蓝图中未来路在何方?

李国华:您提到的这种现象,在部分城市确实存在。我记得《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叫“大城市为何容不下小报亭”,指出:“报刊亭不仅方便市民买报,也是城市文化的一个承载和标志。而且,占道违规报亭与规范经营报亭是有区别的,不应简单地把所有报刊亭一拆了之。政府决策必须有前瞻性,切忌一刀切,要因势利导,不妨先建后拆,先立后破,不能给群众增加不便。”《人民日报》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根本原因是报刊亭虽小,但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老百姓文化生活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邮政报刊亭是党报党刊的宣传阵地。据统计,邮政报刊亭每日零售中央、省、地市三级党报党刊达16万份。这不仅增加了党报党刊的发行量,还方便人民群众购买,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对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主流文化,更好地筑牢舆论引导主阵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邮政报刊亭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方便群众生活。当前人民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到邮政报刊亭购买报纸、杂志,是许多现代城市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了解,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邮政报刊亭月均销售额可达1万多元,二线城市的报刊亭月均销售额也达8000元左右。此外,我们在北京、天津、浙江、河北等10余个省(市)共计6000多个报刊亭均安装了信息化终端设备,实现了代收水电气费、收视费、通信费,销售长途汽车票、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以及一卡通充值、电瓶车充电等便民服务。

邮政报刊亭解决城市贫困家庭就业问题。目前全国共有邮政报刊亭3万余个,按一户困难家庭2个人经营1个报刊亭计算,共计解决6万多人的就业难题。如北京邮政报刊亭近年陆续向社会提供了5000多个就业岗位,安排解决社会各类困难家庭人员就业,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依靠。可以说,邮政报刊亭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

邮政报刊亭能够净化出版物市场。邮政报刊事由于经营位置和经营人员相对固定,遵纪守法意识较强,特别是以邮政为主体的国有报刊零售企业实行连锁经营管理,对报刊亭销售的报刊进行统一组织产品、统一配送到亭,较之街头流动的报摊更能有效控制黄色、非法出版物等的流通和销售,对净化出版物发行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

邮政报刊亭还是城市建设的美丽“风景线”。报刊亭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法国巴黎街头林立的报刊亭已经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而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设立的邮政报刊亭以其整洁、亮丽的外观成为城市的一道美丽“风景线”,成功参与了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的服务工作,有力地提升了城市的形象。

由此可见,邮政报刊亭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是市民购买报刊、传播文化的渠道;同时也是邮政综合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民、便民、惠民等服务任务。为了把邮政报刊亭建设成为服务百姓、方便群众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我们将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紧密配合各级党委政府,加快报刊亭建设步伐,完善网点布局,全力构建遍布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二是致力于通过信息化建设完善报刊亭的便民服务功能,在报刊亭叠加缴费、购票、充值、充电等业务;三是建设报刊零售连锁经营信息系统,加强对报刊亭的信息化管理,计划两年内使全国城区的2万座报刊亭全部实现联网,提高对报刊亭的经营管理水平。当然,这些工作都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才能使报刊亭不断融人民生、融入社会。

国历:现在都在唱衰传统媒体,大部分报纸杂志都是以邮局订阅和报刊亭销售为主。从邮局征订目录和征订金额看,报纸杂志的数量和销售量是否在逐年下滑? 李国华: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许多人对传统媒体的发展前途和命运持悲观态度,认为传统媒体有可能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可是,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这么悲观,与新的流媒体相比,传统媒体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短期内不会消亡。新媒体的发展,只是促进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以及发展转型。

就拿我们邮政发行的报刊来说,从征订目录上来看,近年来邮发报刊的种类基本稳定,一直保持在1万种左右,但各类报刊的结构性变化比较大,其中,都市类、消费类报刊的增长较快。从全年报刊收订金额(报刊流转额)来看,随着邮政服务能力的提升,邮发报刊流转额连续几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平均增幅达到g%左右,高于报刊出版行业整体的发展速度;销售总量(累计发行份数)也有明显增长。

国历:21世纪,电商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物流需求,也促进了快递业的快速发展。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作为国有快递企业的代表,你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服务电商市场?

李国华:近年来,国内电商市场以快于传统零售市场3倍的整体增速迅猛发展,同时,电商市场向B2C聚合趋势明显,而B2C向传统品牌企业聚合的趋势也随之凸显。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为快递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为快递企业深化变革、加速适应这种电商需求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国有大型快递企业,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将分别根据国内、国际电商市场发展特点趋势,充分发挥邮政整体优势,坚定不移地走区别于其他快递公司的差异化发展道路,打造国内外电商服务新体验。

针对国内电商市场,提供“电商集配”服务。自7年前正式启动电子商务发展后,我们的合作规模客户已超过3万家。针对电商市场的特点和趋势,我们将集中邮政处理、仓储、运输及金融等资源和能力,主要定位于服务行业主体、高端规模B2C客户,提供“电商集配”服务,即集中仓储、管理、信息、包装、配送的一体化聚合型供应链全链服务。集中解决客户供应链管理、仓储管理、分仓实施、易碎品专业包装、快递配送以及金融服务等多层次需求。以标准EMS、经济EMS以及代收货款、收件人付费、开箱验货等增值服务,打通向消费者实现实物寄递的末端配送,环节通配IT系统监管和客户服务支持,实现网商供应链全链通路。同时,应用“热敏标签”技术,提高收寄、处理效率。目前,我们已为160家商户提供了仓配一体化服务,仓储面积达到50余万平方米。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此项服务,努力促进与电商企业的全面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适应国际电商市场需求,推出跨境电商服务。在国际电商市场方面,我们将在为跨境电商服务设置专门的处理和运输网络的基础上,以服务B2C客户为突破口,兼顾B2B客户,整合邮政和邮政商业快件渠道,推出e特快、e邮宝、e速宝(商业快件)、e包裹和e小包(在线)等产品,提供跨境电子商务的一体化物流解决方案。我们将建设和完善监管仓、保税仓、海外仓三位一体的邮政跨境电子商务仓储体系,切入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流程,确保运营质量。

国历:您曾经说过,“各自责则天清地宁”。一个成熟、有担当的企业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商业回报,而应努力兼顾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均衡发展,促进企业与社会和谐共生、企业与客户和睦相处、企业与员工和衷共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积淀的企业,中国邮政未来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

李国华:近年来,中国邮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已从一个以邮务类业务为主的传统企业,发展为一个具有邮政、速递物流、金融三。大业务板块的现代企业集团,为保障公民基本通信权利,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国邮政改革发展实际,我们确立的战略目标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中国邮政集团建设成为治理结构规范、服务品质一流、运营管理高效、规模效益领先,社会满意、员工自豪,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具有较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世界一流邮政企业。我们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转变方式,整合资源,科学管控,构建和谐。我们制定的实施途径是:履行普遍服务,结构优化,机制转换、资源整合、科技引领、人才强邮。我们的战略目标、任务与措施无不围绕着社会、客户、员工这些与中国邮政息息相关的各方。

展望未来发展,中国邮政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邮政企业”的总体目标,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转变方式,整合资源,科学管控,构建和谐”为抓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开拓创新,积极进取。我们将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第一,作为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中国邮政要认真履行好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的义务,服务社会,关注民生;第二,作为国有大型企业,中国邮政要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调整结构,加强管理,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第三,作为现代服务业集团,中国邮政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创新经营服务,以更优的产品、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应对市场竞争、满足客户需求。

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诞生

本刊记者 蒋波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天生丽质的杨贵妃酷爱吃荔枝,可荔枝天性娇嫩,一日而色衰、二日而味涩,难以保存。产地岭南到长安城相距万里,想吃到鲜荔枝,对于宫中的贵妃来说,谈何容易?可这没有难倒唐人,一条从岭南、经四川、到关中的荔枝“快递通道”就此开辟。相传当天摘下的新鲜荔枝经简单清洗后,就由驿差们携带,一路风尘仆仆、快马加鞭地北上了。为提高效率,每每行至驿站,则换马不换人,一路绿灯,天黑之前,就能将鲜荔枝送入长安宫中。“订单不过夜”的说法虽说有些夸张,但大唐殷实的国力由此可见一斑。更重要的一点,正是由于这种高效、快捷的邮驿制度将帝国每一个角落都和长安紧密联系在一起,才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

成形千年的邮驿制度

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中国的邮驿早在商代就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了。到周幽王时的“烽火戏诸侯”,堪称中国通信史上最大的乌龙。通过“书同文、车同轨”的律例管制,强秦完成了国家邮驿通信制度的统一。汉代时,信息不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一条举世闻名的国际驿道——丝绸之路也就此开通。到了大唐,整个国家的邮驿体系忙碌而有序,呈现出“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的欣欣向荣景象。由于形势的需要,宋代的邮驿制度被烙上浓厚的军事色彩。到明代,全国上下形成司站、递、铺三者紧密结合、互为补充的邮驿制度,保证了信息的有序传播。

清代集历代邮驿之大成,制度完备、管理科学,在康雍乾时期达到高潮。鼎盛时期;全国设有2000个驿站、4万多名铺兵、7万多驿夫和1.4万个驿铺,这些邮政通讯机构分布广泛、星罗棋布、综合交错,是以往各朝各代都不能企及的。然而,到19世纪后,这个昔日令世人瞠目的庞大邮驿系统却日渐腐朽不堪,变成一个效率低下、贪腐四溢的官僚机构——政府每年花在邮驿系统上的经费高达300万两白银,“而竞为地方官之利薮”,“驿所畜之马,类多老弱病疲”,驿站将文书随意搁置,等攒够一定数量才派遣一个马夫投递,往往数百里的距离一封文书竟要走个十来日,这是晚清维新人士冯桂芬的叙述。

不只如此,邮驿系统的官差对沿途百姓的骚扰也相当厉害。邮差们往往会以官员身份自居,一路沿途,作威作福,随意征调民夫,无偿夺取百姓草粮,甚至“拦截过往车辆,将客商行李抛掷道旁,驱车径去,借端婪索”,结果造成田园荒芜,路无行人。

更大的困难来自经费。杜甫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由于邮驿的官办性质,使得寄送民间信件成为了不可能的妄想。这样就天然地断绝了邮驿的巨大市场,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官方下拨经费长期不足,也造成了邮驿系统内部的落后。清末,近代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出现,更使得驿站传递公文与接待官员的重要性日渐丧失。直到1912年,这座百尺之楼轰然倒塌的那一刻,人民对它没有丝毫的留念。当时的人们,更关注的是民信局和“客邮”的存亡。

民信局与“客邮”

明清以来,在中国东南富庶地区,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萌发。在一些交通便利之地,先后形成了繁华的商业重镇,东苏州、南佛山、西汉口、北京师四大市场是为写照。商人、工匠、小贩、运工随意往来,熙熙攘攘,热闹繁华。仅苏州就拥有“绅士兵民及工商伎艺等类”人口“数逾百万”;在北京,共有晋、秦、鲁、浙等工商业会馆38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财物与货物的流通往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传统的邮驿制度却天然地排斥大众。那些在外做工经商的人,亟须一种便利的通信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宁波商 .人颇富创意地设立了“民信局”,即一种服务于民间信物的经济组织。

最初的民信局开设在富庶的江浙地区,继而扩张到长江流域。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主要的工商业城镇都设有民信局。清代末年,民信局还把业务扩大到东南亚、澳洲、檀香山等地的华人聚集区。民信局以营利为目的,其业务除了往来信件外,还涉及寄送包裹、汇兑、现金押运,甚至运输报纸。在时效性上,民信局也迎合了当时工商界的喜好,民信局往往会在天黑店铺关门打烊后亲自登门收信,完全适应商家的作息节奏。作为营利机构,民信局还非常注重商业信誉,对因自己过错造成的损失会负全部赔偿,又加之服务周到、态度热情、手续简单、运作灵活,很快便成为民间通信通物的主要形式。民信局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邮政事业由官家垄断进入民间参与的时代。

当然,民信局也有自己的竞争对手——“客邮”。17世纪开始,西方许多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高速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让西方国家的殖民者们得以深入全球各地,开拓海外市场,扩张殖民地。1840年,英国采用R.希尔的建议,对原有的邮政系统进行改革,率先建立起近代邮政制度。

清中期以后,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日渐增长。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在1834年公开在他的驻地广州开办了一个“英国邮局”,这个邮局由英国邮政总局统辖,成为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客邮”。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在中国各地的通商口岸广设邮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以“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原则,纷纷相仿。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又以种种理由,不断扩大“客邮”在华范围,他们早已不满足于沿海港口,而是将业务网点不断向内地的新疆、云南、西藏等地扩张。

“客邮”虽然设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它们在表面上是为了方便在华侨民和使馆人员办理一般的邮政业务;而实际上,“客邮”也收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邮件,甚至以外商作掩护,从事鸦片、吗啡、珠宝等走私活动。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造成中国邮政体系的混乱。

不容置疑的是,“窖邮”的存在给当时的中国人认识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窗口,也在客观上加速了腐朽邮驿制度的瓦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就曾说过:“近日英法美复于上海设局经理其事,自当年费用外,年入之款岁有赢余,可知邮政一端,其益甚宏,轻而易举,无耗费之虞,远而可通,无濡滞之虑,所谓上下均利而无所不利者也。”

依附于海关的中国邮政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相继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又丧失了大批权益。在邮政方面,《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加之“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这意味着今后清政府必须承担起保护各国驻华使馆信差自由来往的任务。

起初,清政府将这些邮件事宜交由总理衙门负责,由总理衙门转交驿站代寄。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由沪迁京,海关往来文件也援例送至总理衙门代为寄送。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籍雇员赫德早就想插手中国邮政事业,这一招正合他的心意。

1866年起,赫德在总税务司署添设了邮务办事处,并在北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先后设立邮务办事处。次年,赫德公布了邮件封发时刻表和邮寄资费,收寄范围限于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公私信件。年底,邮务办事处扩大了收寄范围,开始在天津接受外国侨民的洋文信件。这样,海关兼办邮政的雏形开始出现,这也是清末近代邮政的发端。

1875年,北京的英国使馆书记官在云南被杀害。清政府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以赫德为助手,同英国公使威妥玛谈判。在签订《烟台条约》前,赫德曾向威妥玛表示“如邮政亦可视为该条约范围之内,总理衙门即可核准(由英人)创办全国邮政”。可惜威妥玛没有采纳赫德的建议,此案草草了之。但赫德的说法却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187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海关总税务司署在“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开始试办邮政。海关税务司德籍雇员德璀琳在赫德的委任下,以天津为中心,着手北京、天津、烟台、牛庄和上海五地邮务代理机构的建设,专门从事中国人的邮件接收、分送工作。

为了确保各地送信官局的正常运作,德璀琳同上海工部局达成了协议,“该局同意在上海分送经北方各口岸海关和北京发送上海的邮件”。德璀琳又与招商局、怡和轮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商定了免费优先带运海关邮件办法。同时,李鸿章也下令中国海军,将各军舰离港时间,一一事前通知当地海关,以便海关能利用中国军舰免费带运邮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套邮票也在此时诞生了。这套邮票由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制,全套分三枚,即1分银(绿色)、3分银(红色)和5分银(黄色),票幅24.5×27.5毫米。邮票以龙为主图,故名大龙邮票。票面还标有大清邮政局字样和英文CHINA。

1880年1月11日,德璀琳又在全国海关系统内建立一套邮政机构“海关拨驷达(即英文Post的音译)局”,统一华洋信件业务。到1896年,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基本上都已开办海关邮局。这就是海关邮局的试办阶段。

邮政系统的“国进民退”

在海关试办邮政以后的几十年中,要求创办国家邮政的呼声越来越高。除了海关系统内的外籍人士外,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官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面对各国“客邮”不断蚕食中国邮政江山的现实,南洋大臣刘坤一和北洋大臣李鸿章都纷纷上奏,说若不赶快正式开办邮政,“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要维艰”。赫德也认为“数年来创办艰难,若不奏请创办邮政官局,以为推广之际,恐将另生枝节。”1895年,南洋大臣张之洞又上奏,请求设立官局,饬议章程.认为只要认真办好官局,各国在华信局必肯裁撤。在这种形势下,1896年3月20日,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请求批准海关开办邮政官局,并最终得到许可。邮政官局以赫德为“总邮政司”,“专司其事”,这也标志着大清邮政的正式开办。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大清邮政背后,英法两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96年,总理衙门正式奉旨委派英国人赫德担任“总邮政司”开办国家邮政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的参议院和外交部内立马炸开了锅,法国人叫嚣道:“要注意使法国人取得公平的份额!”同年5月19日,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将来中国邮政局陆续推广……其法国人员,亦应公平令其同办。”两年后,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再一次找总理衙门面谈,称“中国国家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之时,拟聘请外援相助,所有外国官员,声明愿照法国国家请嘱之意酌办。”总理衙门连声答应“可允照办”,这就为今后的中国邮政建设埋下了隐患。后来当法国人得知邮传部成立时,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便请求清政府履行诺言,并推荐法国人帛黎掌管邮传部大权。

大清邮政成立时,全国的邮政通信行业仍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除了海关系统的大清邮政外,古老的驿站和文报局仍然并行存在;民信局和服务于侨胞的侨批局也大行当道;此外,各式外国“客邮”和商铺邮局也依旧生意兴隆。在这种状态下,大清邮政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狠狠地打击了这些竞争对手。

抵制“客邮”、撤销“客邮”是设立大清邮政官局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大清邮政成立后事与愿违,“客邮”数量不减反增,深入中国内地,破坏邮政专营,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为了打击“客邮”,邮政官局综合利用了立法禁阻和市场竞争两种手段。在立法上,邮政管局施行《与各国在华分局交接办法章程》,规定各国分局不得自行向轮船发送信件;凡不出外洋之信件,须粘贴中国信票,不准粘贴他国信票;各国分局交付信件总包由中国邮局代递,应付洋银若干。随后,邮政管局又同轮船招商局和铁路订立合同,规定除中国邮政管局信件外,其他华洋文信件,一律不得接带。在经济上,赫德把国内平信资费大幅下调,为民信局免费代寄包裹,同时,又大幅降低平信资费,降价幅度完全超过了“客邮”所能竞争的力量。渐渐地,邮政官局收寄的华洋信件数量很快呈直线上升之势。

对于民信局,赫德曾表示“凡有民局仍旧开设,不夺小民之利,并准赴官局报明领单,照章帮同递送”。实际上,他是想把民信局置于大清邮政官局的控制之下,把民信局改为大清邮政官局的代办机构。所谓“官局与民局相辅而行,必被吸收无疑”。为了让民信局“归顺”,大清邮政采取了三大措施来实现“国进民退”。

首先,切断通商口岸民信局与轮船的联系,从而获得轮船运邮的垄断权。第二,建立登记准入制度。民信局只有到邮政部门登记挂号,领取营业执照,才可把收寄的邮件打包通过邮局带运。第三,大打价格战。邮传部对民信局采取加价措施,在自身内部则采取降价措施。同时开办快寄业务、增加每天投递的次数、增加营业网点等。到1905年,大清邮政开办了快递信函业务,并通过“号信”揽收银行、钱庄和商业信件,对民信局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沉重镇压。1909年,大清邮政当局就已经非常自豪地宣布:“和民局的竞争,甚至可以说事实上已告终了,胜利归于国立邮政局。”

此时,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邮驿制度,在新兴邮政机构的冲击下也已经行将就木。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5月宣布裁撤全国驿站。至此,这个昔日的邮政巨头也在中国大地上悄然消失。

(参考资料: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黄成《清末近代邮政的创办和发展》,张瑜《赫德与晚清邮政的近代化》,崔红欣《晚清中国邮政的近代化》)

裁撤驿站、置身利权运动邮传部的最后努力

本刊记者 李崇寒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打败沙皇俄国,震动了整个清廷。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白本以立宪胜,俄国以专制败。于是,立究为变革中国之关键迅速成为朝野上下的其识。

7月,慈禧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建议实行“立宪”。不过,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为此,清政府对部院进行了大改组,同时增设邮传部。

邮传部成立之前,航运、邮政、铁路、电信系统均由不同的部门分管,大臣们各领其事,纷繁复杂。邮传部设立以后,将上述业务全部并入,不仅有利于清政府整合政治资源,还暗合了晚清交通发展的实际需要。

高层更迭频繁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邮传部成立。成立初期,事出草创,头绪纷繁,整合部务成为当务之急。在邮传部存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管理层更迭频繁。其中任期时间最长的陈璧为一年零八个月,最短暂者不到半个月。后人据此戏称其为“运动部”,并传言它不利“堂官”。曾任邮传部尚书的徐世昌却认为,权限不一导致邮传部办事困难:再加上邮传部在对外交涉上经常要与外务部进行合作沟通,其中涉及一些分歧摩擦、权力之争的问题,因此历任部长在位时间都不会太长。

按时间顺序来看,可将邮传部主要人物分为初、中、后期三个阶段。初期主要为张百熙、林绍年、岑春煊;中期是陈璧与徐世昌;后期为唐绍仪和盛宣怀。张百熙是清末立宪派分子,袁世凯亲家。他上台后不久就多次受到奏参,在任时间不过半年。此后,继任者林绍年、岑春煊均因工作意见不一,卷入派系斗争而被排挤,两人上任时间均只有一个月。

岑春煊在位时间虽短,但却做过一件有益于京张铁路建设的事。其时,詹天佑担心京张铁路工款接济不上,特地从工地赶赴北京谒见岑春煊,力陈京张铁路应当早日修成的三大理由,而不应受款源影响耽误工期。岑春煊听后,设法向度支部(相当于财政部)筹到65万两白银交由詹天佑支用。

陈璧曾受张百熙举荐,属趋新式人物。他到任后整顿部务不遗余力,然而当时纪检官员谢远涵的一道“虚糜国帑、徇私纳贿”的奏折,却将其推上了革职离任的道路。按当时英国《泰晤士报》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有585万英镑之巨,远远超出其法定年薪360两白银。关于陈璧贪污受贿,清廷查无实据,或许舆论过于夸大,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经过了政治妥协,陈璧被认定需对这些罪名承担“领导责任”。此时恰逢袁世凯被贬,失去靠山的陈璧只好承担如此后果。

陈被开革后,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即被授予邮传部尚书,因徐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恐早晚牵连自己,心中惴惴不安,上任后曾数次上折请退,均被载沣“温谕挽留”。到唐绍仪从邮传部左侍郎升为尚书时,已是宣统二年七月(1910年7月)了。

甫一上任,唐绍仪就尽显其奢华排场,传说他每顿饭必杀双鸡双鸭,取其肉汁烹调食物。他每天要吃四餐,每餐耗费十金,即便如此,唐绍仪还不满足,经常感叹“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因其生活奢靡,入不敷出,唐绍仪只好在部内减员减薪,弄得邮传部司员们怨声载道。3个月后,唐绍仪因派系争斗称病辞职。

宣统二年十二月(1910年12月),邮传部第八任也是最后一任尚书的担子终于落在了盛宣怀的肩上。事实上,邮传部本就是盛宣怀的地盘,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盛宣怀一直是中国铁路的“老大”。邮传部将铁路、航运、电信、邮政四大系统综合起来,以铁路为重,按理来说,第一任尚书就非盛宣怀莫属,但他却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落败,直到1910年底才真正出山。

在任期间,盛宣怀的重要活动是收回邮政、接收驿站、规划官建邮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等。他主张借外债将铁路收归国有,这在当时是一开明政策,但由于实施不当,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导致其被革职,财产也被查封。

脱离海关、夺回邮政管理权

清末邮政事业与其他交通事业不同,它受制于海关,发展缓慢。1906年11月6曰,清政府设立邮传部后,虽有从海关处收回邮政的计划,但因各方面原因一拖再拖。陈璧实行“缓图计划”,认为收回邮政需要巨资,等到筹得款项后再办。这种“缓办”受到舆论界的批评。1907年4月,清政府税务处向邮传部询问移交邮政档案时,邮传部还以“官制未定”而拒接。

到1909年2月,邮传部才正式向税务处提出要求,要税务局转告总税务司邮政总办到邮传部来接洽移交、接管等事宜。当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已请假回国,代理总税务司英入裴式楷悍然提出两大先决问题,即“现有邮员如何看待”和“邮政欠款如何归还”,表示在明确答复之前不能移交。

1909年11月5日,邮传部左侍郎汪大燮亲自到总税务司署洽商如何接管邮政。隔年,代理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向清政府税务处提出:邮政应仍归海关办理,不同意移交邮传部。直到盛宣怀亲自与安格联协商,拟订《移交邮政事宜要义》,规定邮政总办由帛黎充任并经理邮政事务、洋员照旧、邮传部承认归还欠款等条件之后,邮传部才于1911年5月28日正式接管邮政,第一任邮传部邮政总局局长由李鸿章长子、署邮传部左侍郎李经芳兼任。

接管邮政、裁撤驿站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邮驿的弊端不断显现,因而裁驿归邮的呼声逐渐多了起来。由于立场不同,各方意见不一致。政界主张对驿站进行改良,整顿驿站以提高公文传递速度;一些地方要员则主张缓裁,主要针对交通落后的某些偏远山区(如贵州),这样他们仍可得到政府每年划拨用于邮驿的经费。此外由于清政府驿站原归陆军部主管,因此,陆军部对把驿站移交给邮传部,也坚决不同意。

当时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认为,驿站事属交通,“非统一事权,断难收整齐划一之效”。经他多次交涉,才由邮传部与陆军部达成协议,定于1911年6月26日作为交接驿站事权日期。但因其要求必须将全国驿站经费拿出一半交给邮传部,另外一半留各省备用,遭到了各省的反对。致使裁撤归邮问题一拖再拖,直到辛亥革命后,才由交通部下令,将各地驿站撤销。

为在国际法上寻求法律支持,加入万国邮联是撤销“客邮”的一个重要途径。列强设立“客邮”的目的之一,就是攫取中国国际邮件的通信业务,利用中国政府不了解国际邮政通信业务中邮件转运自由的原则,掠夺中国利权,因而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加入万国邮联。

1897年,万国邮联在华盛顿召开第五次大会,中国派驻美钦差大臣伍廷芳出席。然而伍廷芳却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会上做了一个中国暂不入会的宣言。1905年7月20日,意大利邀请中国参加1906年在罗马召开的万国邮联第六次大会,清政府决定派驻意大利大臣黄诰及副税务司赫承先为正、副代表赴会。但清外务部却通知黄诰到会后,不签订任何文件,只作观会。结果又错失良机。直至1914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万国邮政大会时,中国政府才于3月间正式通知万国邮联,声明自同年9月1日起实行国际邮政公约,加入国际邮政互换包裹公约。

中国虽然成为万国邮联的正式成员,却没能立即达到撤销“客邮”之目的。可见没有国家的真正独立,万国公法,收回利权,都是空话一句。但无论如何,中国已经加入万国邮联,为撤消“客邮”取得了章程支撑,也为以后“窖邮”的撤消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收回京汉铁路、置身利权运动

邮传部成立之时,恰逢利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虽然清政府已是日薄西山,但邮传部在致力于发展铁路、航运、邮政、电信事业上仍有不俗表现,对促进中国近代邮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邮政方面,邮传部不仅致力于调查、统计与计划,而且制定了相关政策与规童。如编订邮律、培养邮政学生、筹集经费;颁布邮政新章、规定各省总分局设立处所、公费派人出国考查各国邮政、筹建交通银行等。

铁路事业的拓展是邮传部推动清末交通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其努力主要体现在统筹划一、致力建设各地方铁路发展及运营铁路等三个方面。不仅如此,邮传部还直接参与到收回铁路利权运动中。

宣统三年(1911年),邮传部的铁路方针是“借外债由外国人包办之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广九诸路,管理甚不自由,一到还款年限,即当设法赎回”。可以说,在邮传部看来,赎路是十分必要且关键的,一有机会,绝不放过。而利权回收运动的高峰——京汉铁路的赎回就是在邮传部的主导下成功完成的。

1906年,芦汉铁路全线通车,改称京汉铁路,全长1315公里。此时正值收回路矿利权运动高涨,朝野一片收回京汉铁路的呼声,按《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有关规定,中国在1907年以后便可从比利时人手中赎回京汉铁路,于是清廷中的一些官员开始酝酿收回京汉铁路路权,而具体负责实施的便是邮传部。

1907年5月29日,陈璧出任邮传部尚书,在铁路局局长粱士诒等人的策划下.陈璧于是年8月上奏清廷,正式提出收回京汉铁路路权。然而赎回谈何容易?清政府向比利时共借款12500万法郎,这么巨大的款项如何偿还?况且对那么大块的肥肉,比利时岂肯轻易放弃?

邮传部最初曾向比提出修改合同,却遭到比公司的拒绝。几轮交涉下来,以陈璧为首的邮传部及具体经办人铁路局局长粱士诒等,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决定利用全国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以非常强硬的态度面对比利时,并郑重声明:“无论评断至如何地位、若干时期,均不得因此丝毫阻碍一千九百零九年一月一号,中国收回该路之事。”邮传部的这一声明,明确地向比利时显示了中国收回京汉铁路的决心和勇气,使中、比谈判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正义要求方面发展。 外交取得进展,赎路巨额款项又成为一大问题。为按期赎回京汉铁路,陈璧、梁士诒等人想了很多办法,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然而毕竟款额太巨,国穷民困,到1908年10月,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到的款项仅仅为赎路之需的四分之一,要如期赎回路权,只好举借外债。1908年10月8日,邮传部与英国汇丰银行、法国汇理银行谈妥,以振兴实业的名义借款500万英镑。

1908年12月28日,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将赎回京汉铁路的所有款项(本、息、手续费)全部付清,次年1月1日,京汉路全线赎回。京汉铁路在由比利时人经营十年后,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京汉铁路的赎回上,邮传部的表现可圈可点,而苏杭甬、东北、闽粤、山东等铁路的赎回也缺不了邮传部的身影。可以说利权回收大潮中,邮传部的贡献十分突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历史步入20世纪,清王朝的衰亡也如期而至。邮传部作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成了这一衰微过程的加速器。1911年4月23日,邮传部寿终正寝,前后历时六年。

(参考资料: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王斌《略论中国近代邮政主权的收回》、《中国近代邮电史》)

战争中的艰难通信

文 杨津涛

在没有互联网和快递的时代,给家里写信也好,给朋友送礼也罢,都只有通过邮局来实现。太平岁月都好说,即使是山高水远,大不了是让信件在路上多走几天。但要是遭逢战乱,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坦克不说,更要命的是政权林立,一个人身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江西瑞金,要往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寄信,路程不算远,但要想通过邮政系统送达却万分艰难。

事实上,从晚清有邮政那一天起,中国的战争就没有间断过。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全国邮区一下被分为六块:(1)国民政府统治区;(2)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3)汪伪政权所辖地区;(4)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辖区;(5)伪蒙自治政府有“蒙疆邮政”;(6)伪满洲国有“满洲邮政”。战争对中国邮政的影响由此可见。

国共两党邮政政策

1927年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29年,毛泽东、朱德建立赣南苏区,其后面积不断扩大,鼎盛时包括28个县。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

蒋介石起初以为很快就能占领赣南的苏区,因此下令“邮政为国家交通机关,无论如何自应设法维持,勿任停顿”。在中央苏区附近留有石城、宁都和广昌三个县邮局。苏区为了保障和外界的通讯,并不占领和破坏境内邮局。1929年11月,朱德、毛泽东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保护邮局,照常传递”。后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也说,“有些苏维埃边区,白色邮局仍然存在,为了便利对白色区域的交通,苏维埃政府对此种邮局仍加以保护。”在早期开辟苏区的福建省长汀县,中华邮政的邮局和赤色邮局比邻而立,成为国统区与苏区邮件的交换局。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逐渐意识到,苏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于是转而对苏区实行封锁政策。在前方指挥“围剿”的何应钦召见中华邮政江西管理局局长,指示:“现在大军剿伐匪共期间,军事行动至关机密,所有在匪区内邮局及邮班应即一律暂行停办,断绝匪共交通,以免泄露军情”。同时还出台了一个“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行营处置匪区邮件办法”,规定苏区发出的邮件一律要送往南昌行营检查、没收。

1933年8月,蒋介石为进一步限制苏区与外界的邮政往来,又亲自签发了一个“剿匪区内邮电检查暂行办法”,在赣、粤、闽、湘、鄂五省设置邮电检查所,归军统管理。要求此后“除当地党政军最高机关往来之公文不受检查外,凡各种新闻报纸、刊物、杂志、包裹及各种文件信件等,均应施行检查”。外地寄往苏区的药物、汇款、包裹等,全部扣留。蒋介石希望通过检查邮件,达到“封锁匪区通信”和“搜寻匪共的线索,以期防止其活动,破坏其组织”的目的。到了这个时候,要想从瑞金往南京寄信就已不能通过邮局了。

国民政府的举措在邮政系统引来非议。中华邮政的江西邮务长因在致南昌行营的公函中对封锁苏区邮政表示不满,被记过处分。江西莲花县邮局局长在红军占领县城后,率领员工继续办理业务三个月,结果以“通匪”论处,被关押审查。

除了利用中华邮政,苏区也建有自己的邮政。1930年,赣西南特委决定“加紧交通工作,开办赤色邮政”,在富田设立苏区第一个邮政管理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颁布了《赤色邮政暂行章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于1932年5月建立,自行印制和发行邮票。苏区全盛时期,中央邮政总局下辖6个省局、95个县局,邮政人员仅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地就有4700余人。

因赤色邮政与中华邮政分属于两个对立政权,所以赤色邮政只能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间传递邮件。为了方便辖区百姓,苏区各级邮局不仅代售中华邮政的邮票,还代收国统区寄来的邮件。

中华邮政在沦陷区艰难维持

国共两党在江西对峙的同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意大利人巴立地奉命于危难之际,在东北沦陷后全权管理东北邮政。鉴于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大规模开战,日本对抢夺邮政可能引来国际邮联的干涉,也不能不有所顾虑,因此中华邮政在东北得以继续存在。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后,在交通部下设邮务司,由日本人藤原倮明任司长。伪满宣布接收在东北的中华邮政后,一面开始发行自己的邮票,一面要求在邮件上加盖有“大同”年号的邮戳。东北的中华邮政对此予以抵制,因此不断被日伪宪兵骚扰,甚至有员工被捕杀。中华邮政在东北再也无法维持,只能撤往后方。

国民政府命巴立地变卖中华邮政在东北所属资产,组织员工撤往北平、天津、上海和青岛。在数千名邮政员工历经艰险、陆续入关后,国民政府才发现之前没有预料到的问题:首先,国家失去了在关外的邮政收入;其次,要为安排原东北邮政员工而大伤脑筋。

随着战事扩大,日寇侵入华北只是时间问题。北平、河北、山东三大邮区的邮政收入占到关内邮政总收入的20%。如果华北邮政人员撤退,那么将和东北一样,国民政府不仅要失去这一大笔财政,每年还要支付6000多名员工总计400万元的工资。因此,国民政府力图实现“沦陷区不撤邮”。交通部命令处于战区的各地邮局员工在战事结束后,即便所在城市沦陷,也应设法返回邮局继续营业。

在战争中维持工作的困难,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古北口邮局地处战场最前线,时常遭到日机轰炸。邮政员工就白天到野外躲避,到了晚上再回邮局办公。1933年3月,古北口失守,邮局奉命撤往密云。在密云县长不在的情况下,邮局员工依旧坚持工作。密云沦陷后,他们又前往顺义复工。

针对战争中的邮政问题,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张嘉璈曾在参政会上说:“查自七七事变发生,平津首遭沦陷,而邮政系统及其业务所以未受破坏者,端赖各该区外籍邮务长及全体员工同心协力,于艰难困苦之中,设法维持……备战地内之邮政,仍照常办理,由邮政总局在本部监督下,直接指挥管理。各地办理邮务员工,亦系由本部及邮政总局所委托,邮局系统至今尚自完整。”除了维持沦陷区的中华邮政外,国民政府还在沦陷区开设秘密邮路,如在安徽与河南交界的界首、安徽和浙江交界的屯溪等地设立转运站,绕过战区,以便于传递情报。

国民政府交通部将沦陷区邮政的管理权下放给外籍雇员,以使日寇有所顾忌。如巴立地负责领导华北沦陷区的中华邮政;法国人乍配被任命为沪浙皖邮政联区。总视察;英国人史密斯则在汉口管理华中地区的中华邮政。在沦陷区工作的中国员工,对日寇小有抵制。如北平邮政员工集会时,将“大日本万岁”喊成“大日本完事”。在工作中,他们还常有意错投日伪的信件。

因为外籍员工的存在,日军当局不敢直接接管沦陷区的中华邮政,但通过任命日籍副局长的方法来夺取各地邮局的权力。曰军当局规定,“凡由局长决定的事项,应先由副局长审核”、“副局长对事项可以用局长名义决定和执行”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国民政府在沦陷区邮政部门任用的外国员工也成为日寇逮捕的对象。南京汪伪政权全面接管沦陷区邮政,国民政府自此失去了对沦陷区邮政的控制。

林卓午为国共通邮做出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中华邮政总局先从南京迁到汉口,再从汉口先后退往昆明、重庆。国民政府按部队建制在邮局设置军邮收集所、军邮局、军邮派出所,随部队行动。军邮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军邮监察处和邮政总局视察室的双重领导。

中华邮政的员工们在战争中坚守岗位,表现英勇。1944年6月,浏阳县城沦陷,邮局员工在大瑶铺突围,他们抢先将票款、邮件运到安全地带,以致私人财物损失殆尽。石谭邮局信差袁润民,在石潭沦陷三个月后,保护着数十袋邮件和票款档案安全脱险。冷水滩邮局信差刘玉秋冒着生命危险,抢出票款十万余元。

中华邮政总局一方面努力维持在沦陷区的邮政,一方面则限制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的通邮。如陕甘宁边区的邮局就得不到国民政府给予的单册、费用和员工工资。

时任中华邮政总局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的林卓午,负责晋、陕、甘、宁等省军邮和普邮业务,在西安办公。林卓午有意推动国统区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邮政往来,多次与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会晤。1940年,周恩来应邀前往西安,对当地邮政员工讲话,并亲题“传邮万里,国脉所系”赠与林卓午。

1941年,林卓午带着20名随员、800多公斤邮件亲赴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商谈国共通邮问题,双方最终通过了一个协议。随后中共以第十八集团军名义发布通令,要求“各地各级军政部门务须给邮务当局以充分之业务便利与妥善之保护。”林卓午在从延安返回的途中,对随行人员说:“国共地区长期不通邮,根本不是共产党方面的刁难。这次亲自与中共领导人接触,提出的一系列开局、辟路班期、经费、邮票、人事、交接手续等问题,无不一一同意照办,其顺利完全出乎意料。”

国共间虽然实现了通邮,但同在江西苏区一样,中共在陕北也建立了自己的一套邮政体系。陕甘宁边区设有三个省级邮局,其下各县有县邮局、各地还有邮站。直至1946年,陕甘宁边区合并了境内的中华邮政。

与此同时,根据地还兴办了自己的邮政。因为军邮并不能满足根据地内部的通讯需要,为传达政令、军令、书报、信件等,根据地只有建立自己的邮政。陕甘宁边区早在1935年10月就设立了邮政总局,下有秘书、收发、视察等机构,还建立陕北、陕甘、陕甘宁3个省一级的邮局,各县有县的邮局,各地有邮站,每站相距数十里,设站长1人,通讯员若干,收投普通信件、书报、挂号邮件及快信。根据地的邮政特点,在于发动群众,地方交通员以及妇女、儿童,都可以调动起来,为邮运服务,保证邮路的畅通无阻。

根据地内部的这种邮政形式和特点,非常适应战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需要。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发动和组织起来,建立遍及各个穷乡僻壤的通讯网和情报联络站,抗日根据地面临日伪的封锁、进攻和分割,要开办正常的邮政业务,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遵照中共中央广泛发动群众以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方针,不仅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斗争,而且在邮政上也积极组织和依靠群众,建立邮政通讯网络。在太行区、冀南区、太岳区,都成立了战时邮政管理机构,还发行过根据地自己的邮票。山东滨海区、鲁南区、鲁中区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战时邮局或战地邮政机构,1942年初,又在沂蒙成立了“山东战邮总局”,并在各地方和军队中设立“军邮局”,统一了这一地区内的根据地邮政管理。

根据地邮政事业的兴办,不仅满足了敌后抗日军民的需要,促进了根据地内外的交流,为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的长期艰苦抗战,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人民政权以后邮政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批的干部和员工。以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共产党人顺利接管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开办新中国的“人民邮政”都与根据地在抗日时期所办的邮政事业分不开。

中华邮政的改良努力

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邮政工作继续在战乱中勉力维持。原本从南京到上海的邮件,一日即可送达,因受战事影响,平信需要三四天,挂号信更要六七天的时间。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召见中华邮政总局副局长霍锡祥,说:“现在整个国家机构都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尤其是交通部所属邮、电、路、航四个部门,简直糟不可言。邮政部门基础较好,人事有成规,员工专业化,整顿比较容易进行。”没等霍锡祥回话,俞大维又继续说:“你莫小觑邮政,五分钱一张邮票,这个问题在国内外都具有深刻的影响。现在全国每年平均有十亿邮件,一寄一收,等于每年接触二十亿人次……外国人经常批评我们什么事情都办不好。现在我们如果把邮政办好了,就可以使他们刮目相看,提高中国人的信誉和中国的国际地位。”

随后,中华邮政即开始了一场“改良邮政”运动,如扩充邮政汽车路线、设立火车行动邮局、加设通宵业务、改善服务态度等。此外,即使是只交纳普通邮费的信件,如果碰上飞机上有空余吨位,也会安排航运。有一次马歇尔在南京收到几封北平寄来的信件,距离寄出时间仅仅几个小时,就是利用飞机空余吨位的成果。

当时有记者采访邮政新闻,中华邮政方面就把马歇尔的故事传了出去。俞大维得意地对属下说:“我以前害怕别人在我面前谈邮政,现在欢迎他们来谈,你们可以和他们大谈而特谈!”邮政改良确实起到了一定成效,可惜没能深入下去。当时的《大公报》批评说,改良邮政的措施,一部分行之于上海,另一部分也只行之于几个大城市,并未推及内地、深入到农村中。

内战期间的通邮谈判

在内战中,中其依旧奉行其保护中华邮政的一贯政策。中共中央命令:第一,解放区内允许中华邮政和人民邮政同时存在,向国统区寄信贴中华邮政邮票,由中华邮局来处理;其次,主动与中华邮政商谈具体通邮细节。如苏皖边区、冀东区就与中华邮政达成了地区性的通邮协定。

作为敌对一方的国民政府,其政策是封锁解放区,力主切断国其双方的通邮。发行邮票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国民政府当初既不能容忍伪满洲国的邮票,现在自然更不会承认解放区的邮票。对解放区寄到国统区的信件,要涂掉解放区邮票,并向收件人加收双倍邮资;对解放区的邮件绕道转递;不批准地方性通邮协议等。至1947年8月,中华邮政总局更通令地方各局:“被中共攻占地区暂停交换邮件。”

国民政府“封锁交通”、“停止交换邮件”、“撤退邮政员工”的一系列做法,给普通百姓带来很大的不便。1948年,霍锡祥代表中国邮政参加国际邮联会议时,也有外国人特意问他:“中国战争时期,战区邮运往来不绝,为什么今天对于农民起义(指中共领导的革命)的地区,反而重重封锁,断绝邮运呢?”回国后,霍锡祥向俞大维说起此事,俞回答说:“事关军国大计,要向总统请示。”

在舆论压力下,中华邮政总局不得不在1949年2月发布通令,要求:“(一)设法与共区邮局接洽,恢复各地通邮;(二)嗣后发生战事地方,邮局员工暂避邻近安全地点,候无生命危险时,即返原地恢复业务,并与各地通邮。”作为回应,中共华北邮政总局发布“与蒋管区通邮暂行办法”,规定“蒋管区寄来的邮件可以收递,寄出之邮件可以照发”,指定北平、天津、秦皇岛三地为双方交换邮件的地点。

中华邮政的新规出台不久,国共和谈彻底破灭,已经退往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下令“对中共通邮、电、汇兑一律停止”。然而就在此时,中华邮政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始成为历史,中国的邮政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资料:《天津邮政史料》、霍锡祥《回忆国民党时期的邮政》、许磊《赤色邮政的建立和发展》、张劲《传邮万里,国脉所系——抗战时期的中国邮政述论》、黄锡昌等《沦陷区内的中华邮政》、刘葆《中国邮政史上的特殊时期》等)

从中华邮政到中国邮政

本刊记者 李响

1949年5月25日凌晨,苏州河畔,上海邮政大楼传出阵阵枪声,子弹密集射向通往大楼的四川路桥,几十名解放军倒在冲锋途中。此时,苏州河南岸遍插红旗,国民党青年军小股部队退踞北岸,以邮政大楼为最后堡垒,居高临下,困兽犹斗。

这是继天津和北京邮政大楼后中国第三座专业化邮政建筑,由英国建筑师设计,落成于1924年,见证了近代中国邮政史。楼顶有钟塔和精美的群雕,楼内有珍贵档案文件和大量尚未发出的信件包裹。陈毅将上海战役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严禁开炮,只能以血肉之躯强攻。为拿下邮政大楼,27军235团1营顷刻折损两个班。

楼外枪林弹雨,楼内暗战汹涌。国民党军占领邮政大楼的凌晨,邮政职工中的14名地下党员连夜动员200多名同事,以保卫局产名义同时进驻,他们一边整理文件,一边游说劝降。

5月25日下午4点整,一面白色床单从邮政大楼的窗口垂下,心理堡垒从内部攻破,国民党守军终于投降。没有丢失一件邮件、损失一件设备和遗失一份档案,看似波澜不惊,只有大楼外墙至今可见的弹孔,诉说着新旧交替过程中的激烈争夺。从北到南,全中国邮政业以排山倒海之势跨入新纪元。到1949年底,各级人民政府接管了中华邮政2600多个局所。

两代励志传奇:邮递员当上邮电部长

1924年,就在上海邮政大楼落成的那一年,19岁的贫家子弟朱学范因学过三个月的英文,顺利通过上海邮局招工考试,被录取为邮务生。街坊羡慕他捧上铁饭碗,解决了全家温饱问题,谁也不会预料到,25年后,这个分拣信件的小伙子将成为共和国第一任邮电部长。

朱学范不满洋人把持邮局压迫中国职工,他关生富于组织能力,很快成为邮务工会骨干,为工人争权益,参加五卅运动,与中共工运领袖李立三结识。1932年,朱学范参与发起成立全国邮务总工会,被推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上海总工会主席。他在工人中极有威信,1945年赴巴黎出席世界劳工大会时,上海成千上万的工人到码头送行,场面热烈壮观。

工会要在光怪陆离的上海滩站稳脚跟,必须打通各种关节,朱学范深谙此道,他拜在杜月笙门下,为了得到杜老板的信任和喜爱,甚至刻了一个纪念杜氏祠堂落成的邮戳,在高桥邮政支局使用。朱学范同情革命,和中共及民主人士始终保持秘密往来。1949年,不顾国民党当局的暗杀威胁和杜月笙的“劝告”,朱学范前往北平,作为全国总工会代表参加新政协。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成立,下辖邮政总局和电信总局。鉴于朱学范特殊的身份经历,周恩来建议让他担任部长。毛泽东说,邮电是技术部门,要个懂行的,他搞过邮务去邮电部自然好!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的王诤担任了副部长。

1949年12月,邮电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会议确定,将“中华邮政”改名为“中国人民邮政”,废止“信差”、“苦力”、“杂役”等带有轻蔑性的称谓,改称邮务员、邮递员、邮运员等,统一全国邮政业务制度、规章和处理手续。

1951年,北京邮局从邮电职工子女中考试招收了128名职工,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其中有14名女投递员。这是中国邮政投递史上第一次招收女员工:其中大部分刚刚初中毕业,只有十六七岁。有些家长说,大姑娘家整天在大街上跑,不体面,将来找不到婆家,也有老职工认为,弱女子千不了这么辛苦的工作。她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是骑自行车,每天业务学习后到天安门广场集体练车,没有女式车,必须学会骑横梁的日本富士男车,人人摔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

1951年3月8日,“绿色娘子军”正式骑车出班,各大报纸派出记者拍摄报道,盛况空前。同一天出班的还有新中国第一批女电车司机和汽车司机,她们共同构成城市的崭新风景线。

在这些女投递员中.有一名十六岁的北京姑娘罗淑珍,从1953年8月开始,她连续十年零八个月投递邮件报刊300多万件,没有发生一件差错,这样的记录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也很难达到。信件上哪怕只写了街道和姓名,她也会挨家挨户地打听,直到把这封“瞎信”送到。1956年,罗淑珍被评为全国劳模,后来她担任了邮电部副部长。今年罗淑珍已年近80岁,依然步伐矫健,她说这是多年一线投递工作带给她的福气。

从普普通通的邮递员,走到全国邮电事业领导岗位,朱学范和罗淑珍的经历是相似的,也是极为不同的:一个在旧上海为捍卫职工权益,周旋于三教九流出生入死;一个在新北京为百姓送信,十年如一日走街串巷。他们的青春奋斗故事,打着鲜明时代烙印,不可不谓邮政战线的励志传奇。

农村边疆无一“漏网”

中华邮政被接收之初,基础薄弱,局所稀少,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全国四分之一的县城和大部分农村没有邮政局所,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几乎不通邮。解放战争中,每拿下一个县市,凡是没有邮局的立即设立,到1949年底,人民邮政已在全国铺开。从1950年到1953年,平均每年增加461处。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年猛增局所一万多处,全国达到21580处,比1949年增加了4倍多。邮政业务的发展也从侧面说明了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1949年,全国函件业务量为5987亿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印度还继承着英国在西藏经营的少数邮政设施。1954年4月,中印两国代表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签订了中印协定,互换了照会,规定自互换照会6个月以内,印度必须撤走在江孜、亚东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政府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租借地以及12个驿站及其设备折价交给中国政府。1955年4月1日,中印两国代表在拉萨举行交接仪式,从此中国再无外国人经营的邮政业务。

1954年和1957年,邮政部门开辟了川藏邮路和青藏邮路,各长1100多公里,是当时全国里程最长、条件最艰苦的干线。自办汽车邮路,结束了使用畜力驮运邮件去西藏的历史。到1956年,全国邮路及投递路线总长度由1949年的70万公里增到220万公里。

邮发合一“将相和”

如何把党报迅速发到城乡读者手中,是中共进城后遇到的一大难题。全国邮政会议上,许多与会人员提出了一项建议,继承老解放区“邮发合一”的经验,利用邮政点多而广的优势,将报刊发行交给邮局。早在1903年,中国笫一份政府官报《北洋官报》就尝试了“邮发合一”,但后来并没有坚持。民国时期,中华邮政不经营报刊发行业务,报刊发行由私营派报社完成。

1950年2月1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邓拓,和邮政总局局长赵志刚、副局长谷春帆,在《关于报纸发行工作的协定》共同签字。从1950年3月1日起,人民日报率先交邮政部门发行,开创了邮发合一新体制,当时人民日报发行量为9万份,到当年12月,增长至19万份。

实行邮发合一初期,报社调派部分员工到邮局工作,人民日报会计郭铭和发报员张培林记得,邮局领导带领职工特意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邮政军乐队现场演奏,气氛隆重,第二天又在前门外广和戏院招待大家看京剧《将相和》,意在促进报社与邮局团结合作。1951年,《人民日报》发行增至33万份,《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大公报》都先后交由邮局发行。

万国邮联垂“铁幕”

邮电部刚刚成立时,朱学范就在周恩来安排下会见了两名苏联邮电专家,学习苏联的邮电国有化经验,摒弃英美的邮电私有化路线。尽管在经营模式上“一边倒”向苏联,新生的邮电部也非常注重国际交流。

1950年5月,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万国邮联秘书长赫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现在已没有参加万国邮政联盟的资格。”信中宣布中国政府任命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为代表,出席在瑞士蒙特罗召开的万国邮联执行及联络委员会会议。

1949年国共南北通邮谈判时,一苏幼农是首席代表,在蒙特罗会议上,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原“中华邮政”代表经过表决被驱逐。1951年12月,中国政府宣布同意接受1947年万国邮联在巴黎签订的万国邮政公约和保价信函、箱匣、邮政包裹、邮政汇票等多项业务协定。

然而,由于美国政府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万国邮联国际局于1951年三四月间,向86个会员国家进行所谓“征求意见”,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支持蒋介石台湾当局。结果包括美国在内有33国支持“中华民国”,23国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国家弃权或不作答复。万国邮联以此为依据剥夺了中国邮政的合法地位。苏幼农致信万国邮联表达强烈抗议,指责邮联“背信弃义,出尔反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万国邮联断绝联系达21年之久,无数亲人朋友被“铁幕”分隔,为了获得对方一丝音信,也许要经历一生的等待。即使贵为国家名誉主席的宋庆龄,也很难和弟弟宋子文等亲属联系,终生抱憾。清华大学在美国长年订阅学术期刊,中美断邮后,这些期刊积压在梅贻琦的寓所,成为老校长的心病。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稿保存在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手中,双方试图通过英国的朋友联系未果,遗著直到1984年才出版,粱思成去世前以为手稿丢失,为毕生心血付诸东流而痛苦。台湾当局虽然代表中国占据了万国邮联的席位,却违背自由流通的邮联精神,与大陆彻底断邮,载着乡愁的小小邮票,飘不过浅浅的海峡,直至1989年前后两岸才逐步实现通邮。三十余载家国悲剧,一言难尽。

西方封锁不能挡住中国邮政与世界的沟通。1949年,与中国建立直接通邮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只有26个,1965年底增加至77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与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直邮关系,并通过直邮国家中转,间接与世界各国交换邮件。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万国邮联于次年才再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第一座专业邮票厂

1950年5月,在瑞士蒙特罗的万国邮联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邀请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访问布拉格,6月份,苏幼农欣然前往,在该国邮电部负责人陪同下参加了布拉格邮票厂。当时中国邮票由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几家印刷厂负责,设备不够专业,工艺也已落后,自新中国邮电部成立以来,建立专业邮票印刷厂多次提出,参观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邮电部长爽快地表示,愿尽现有经验帮助中国同行。苏幼农回国后立即向邮电部打报告申请建厂,获得批准。

由于国家财政紧张,各方利益制约,建邮票厂的事几次上马又几次搁浅,好不容易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为有些部门认为另建邮票厂浪费,资金转给了重工业项目。1957年,邮电部从瑞士订购的三台唯发印刷机已有两台运抵北京,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学习技术的六名学员也已回国,万事俱备,邮电部再次提出申请,国务院终于批准建厂。

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工程进展迅速,至1959年1月,所有土建工程和制版印刷附属设备都已安装完成,瑞士和捷克派专家前来指导安装使用主设备。邮票厂精选了一批技术熟练的印刷工人配合瑞士专家,在捷克斯洛伐克进修并参加安装小组的董纯琦回忆,瑞士专家敬业而骄傲,唯恐损害机器,不许中国工人碰任何零件,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安装三台机器,计划用一年半时间完成安装,而邮票厂一心希望用新机器印出国庆十周年纪念邮票。在安装小组的强烈要求下,瑞士专家勉强同意中国工人上手,小伙子们一丝不苟地学习,终于获得他的信任。

装完前两台机器后,瑞士专家提出休息一个月,他要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安装画报印刷机,就在这一个月时间里,安装小组按照前两台机器的方法,独立装好了第三台。瑞士专家进入厂房看到机器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在美国和法国指导安装同样的机器需要花半年,他独自一人用了几天时间来检查机器,终于确信没有任何问题,当时许多年轻工人都激动得哭了。

北京邮票厂接的第一个订单是“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邮票,这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套影写版邮票,层次细腻,色彩丰富。1959年秋季发行的国庆十周年纪念邮票现在是集邮市场热门藏品。

在风暴中提速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各地邮电部门也被造反派夺权,邮政业陷入人为灾难。福州驶往漳州、泉州方向的火车邮厢经常被抢,先后共抢走报纸250多万份;厦门国际及港澳地区包裹积压七万多件;云南地区武斗,全省邮路基本停顿,邮件积压300吨。大批珍贵邮票被销毁,集邮业务被视为风花雪月而停办。

朱学范和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被诬陷为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打为“朱谷特务集团”,此案株连广泛,王国维次子王仲闻因卷入其中而含冤自尽,朱学范入狱七年。1969年11月,邮电部被撤销,由交通部管理,1973年才再次恢复。

在业务和行政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邮政依然在“提速”,从自行车迈向摩托车时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为了解决邮件报纸严重积压的问题,一些基层单位提出“邮政投递摩托化”的口号,开始试制组装摩托车。1971年后,邮政摩托车厂的建设正式列入国家大中型企业建设项目,到1976年底,全国有将近300个县(市)基本实现投递摩托化,摩托车邮路33万公里。1975年,邮路和投递路线总长479.6万公里,比文革前增长了1.3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项事业开始回归正轨。1979年4月20日,邮电部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调整邮电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6月28日国务院批转报告,强调:邮电通信是党和国家的神经系统,是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它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为了有利于国家通信网的统一规划和建设,有利于通信的统一指挥调度,有必要对现行邮电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实行邮电部和省市自治区双重领导,以邮电部为主。

改革开放过程中,邮电行业改变过去单靠国家投资进行通信建设的体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1979年到1994年,中国邮政通信的发展速度逐年加快,“八五”计划前三年每年递增10个百分点。

1986年,邮政储蓄开通,成为邮政业务的新的增长点。邮政部门利用邮政网点遍布城乡的优势,狠抓储蓄网点建设,不少城市邮局还新建具有现代化金融服务手段的储汇中心,为储户提供安全、美观、舒适的业务环境,并开拓有特色的适合用户需要的新业务。1998年,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3065亿元,占全国城乡储蓄余额的6%,成为邮政行业中的第二大业务。

曾经难以跨越的国际交流障碍,也随着改革开放不再成为问题。到1998年底,中国与1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邮政总直封的关系,设立国际邮件互换局42个、交换站12个。国际电子信函业务、国际汇兑业务和特快送款业务、国际特快收件人付费业务、超常规收寄业务等新的国际业务的开办,受到用户的欢迎,也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邮政领域中的竞争能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集中财力物力进行重点通信建设,实行了邮电合一,在民国时期邮电合一也曾多次提出,但当时政府没有足够的行动力量实践。随着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邮电合一、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已束缚着两大专业各自前进的脚步,分营势在必行。至1999年初,邮电分营全部结束,邮政和电信这两艘曾组成联合舰队的战船,放开缆绳,开始在各自广阔的水域中自由航行。

邮票——中国人的集邮乐儿

文 李毅民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开启的。这一年的6月,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840年5月6日,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在英国诞生。伴随着邮票的发明、现代邮政的创立,集邮活动开始在欧洲流行,并逐渐走向世界。邮票和集邮作为舶来品也来到了中国。

集邮普及用了半个世纪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集邮活动是19世纪后期从上海、天津、香港等几个通商口岸开始的。当时集邮者基本全是外国人,其中有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商人、企业家、银行家、传教士、教师、工程师等,有一些驻华外交人员和把持清政府海关、邮政、铁路大权的外籍官员,以及在华租界区的外国官员、驻军和侨民。

为适应邮政通信的需要,清代邮政从1878年开始发行邮票,至1911年,先后发行了大龙、小龙邮票、慈禧寿辰纪念邮票、各种加盖改值邮票、蟠龙邮票、欠资票、宣统纪念邮票以及邮资明信片、快信票等。除大龙、小龙邮票迄今尚未查到确切的设计人外,慈禧寿辰、蟠龙邮票、邮资明信片以及1896年开始启用的小龙、慈禧寿辰、红印花加盖改值票,基本上都出于海关造册处职员费拉尔之手。

费拉尔约生于1860年。1892年9月,在英人葛显礼任内进入中国海关造册处,时年30多岁。他善绘画,通音乐,能操德、英、法语,也懂点中文。他对中国的文史典故颇感兴趣,还刻有中国式的篆文印章,在他设计绘制的图稿和邮册上,多盖有这样的印章,同时注上汉文“费拉尔”。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地区的集邮活动已有较大发展,尤其在文化教育界、工程医学界的知识分子中,人数较多。

1925年7月11日,中华邮票会在上海成立。10月,中华邮票会会刊《邮乘》创刊。《邮乘》当年在中国为数不多的集邮者中,确实起到了指导交流和宣传鼓动的作用,因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集邮家陈志川也曾说过:“如果没有《邮乘》一书,也许现在中国的集邮家仍会迷恋于美观大形的杂俎西邮。而今日国邮之能被国人所注意者,《邮乘》一书可居相当之功绩矣。”同样是在1925年,一批杭州集邮爱好者成立了新光邮票研究会。次年1月15日,新光邮票会会刊《邮票新声》创刊,就在这一年,在集邮家施秉童的倡议下,北京邮票交换会成立。在北京的会员每星期日在北京青年会聚会,谈邮研戳,互通有无。还编印出版了两期《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

不仅是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20世纪20年代,辽宁地区集邮组织和邮刊也相继问世。沈阳市邮票会成立后,创办邮刊《沈阳邮乘》。当时,东北地区主要华人集邮家有袁香举、徐必达、邓学攸、于少田、柳秉钧、韦介夫等。他们大都以收集研究日本邮票和伪满邮票见长。袁香举曾撰写《(伪)满邮票发行十年史)×1942年出版)等邮史著作和文章,可惜大部分已佚失。

20年代湖南、湖北等地的集邮者已不少。湖南的一位集邮家熊宴秋还兼营邮业,很早就编印了一份集邮小报,与全国各地集邮者通信交流。

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四川地区集邮活动一直持续不断。仅重庆市40年代发行的集邮书刊就有20多种。刊物大多数是1945年后创办的,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抗战胜利后,全国的集邮刊物更加兴盛。1946年1月,《近代邮刊》在上海创刊。《近代邮刊》自创刊号开始,即刊登了张家口加盖“晋察冀暂用”三组边区邮票的新邮报道,后来又陆续介绍了各解放区的邮票。特别是在总第15期上刊登东北“双十二”纪念邮票,由于票上有“反对内战”的标语口号和蒋介石举手投降的漫画,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和警察局的注意。后来又刊登平山版毛泽东像和辽南加盖票,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经过疏通才恢复出版。

跌宕起伏的新中国集邮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策的原因,以及大量集邮者职业变动,解放前的各种集邮团体基本上解散或停止活动。老的集邮刊物绝大部分停刊,只有少数维持了两年多,如上海的《近代邮刊》、南京的《伟光邮录》、江苏溱潼的《集邮月刊》等。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邮坛非常活跃,集邮者相约每星期天在会芳楼聚餐,边吃边谈邮事。1950年4月15日出版了《天津邮学月刊》创刊号,仅一个月,各地的订户即达500份。但该刊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的困难不断。终于1951年8月停刊。1950年7月,北京东方集邮研究社自办出版了《东方邮刊》,由该社负责人吴嘉祥主编。每月一期,每期10页,有少量彩色插图,并贴有邮票实物作为附图,实不多见,但也仅出刊三期就停办。北京的《诚记邮讯》也是解放初期少数民办邮刊之一。到1952年底,全国各种邮刊(除个别地方的油印刊)基本全部停刊。

1949年6月30日,上海解放后《近代邮刊))首次出版,封面以“解放区的新邮票”为题整版刊登以毛泽东像为主的解放区邮票,并以大量篇幅宣传解放区邮票。钟笑炉以“代表人”名义在刊头列名。1951年8月24日,钟笑炉出席在新光邮票会会所召开的座谈会,与王纪泽等发起筹组“中国集邮会”,经选举,以仅次于座谈会主持人王纪泽的得票数被公推为第一批发起人的9名代表之一,并接受委托,以《近代邮刊》编辑部为通讯处及陆续加入的发起人签名地点。8月,《近代邮刊》第6卷第8期,刊发《发起筹组“中国集邮会”座谈会纪略》,并以编者名义发表《告全国邮友》。1951年底,《近代邮刊》因未取得出版许可证,而被迫停办。

1955年1月《集邮》杂志创刊了。这份当时全国唯一的邮刊,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邮刊,格外引入注目。《集邮》杂志创刊号原发行25700份,很快销售一空,又加印了18000份。第2期增加到5万份。以后每期保持在4万份左右,发行量之大是空前的。1956年起,每期篇幅又由创刊时的20页增加到30页。但是,在60年代初,由于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集邮》杂志的页数和定价曾被迫多次变动,页数减少,纸质变差,发行量剧降。1960年7月出版的第67期,印数为24500册,是其发行量历史最低点。更糟的是,此期以后曾停刊一年,直到1961年7月才恢复出刊,页数也一度减少。当年维持办刊的确不易,算上“文化大革命”,《集邮》创办以后共停刊两次,一次是经济原因,一次是政治原因。《集邮》杂志在宣传普及集邮知识,树立健康的集邮风气,介绍新中国及部分外国邮票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也为中国集邮史保存了大批历史资料。它像一面镜子,既能反映集邮界的兴衰冷暖,也能反映出国家各个时期的政治气候。

集邮:从自娱自乐到教育人民

《集邮》第1期发表了题为《树立新的集邮风气》的发刊词。其中写道:“在人民民主国家里,集邮是一种正当的文化教育和娱乐活动。人们集邮,不是为了赚钱居奇,也不是把它当作少数人把玩的古董,更不是为了满足那些畸形的癖好,以搜求印刷上有错误和缺点的邮票为乐,或者只当做单纯的消遗。”“毛主席号召我们,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集邮活动也是这样,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丰富多彩的邮票,由于它的杰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常常使我们爱不释手。我们从这些邮票中可以吸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经验和鼓舞力量;苏联人民广泛的集邮活动,是社会主义人民美好的高尚的文化生活的一方面。”

这一期还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反对邮票商攫取暴利》,内称:“现在一部分邮商把邮票作为投机的工具,高抬票价。”“对于国家改版发行的废邮票,不法邮商也拿来居奇投机。”编辑的“编者按”同意读者的观点,提出“废品是不值得收集的”,还点名批评了上海绿光邮票社、汉口艺光邮票社“恶劣的骗取暴利的投机行为”。

《集邮》作为新中国唯一的官方邮刊,它的权威性和号召力都是极大的。仅从其创刊号上,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当时把宣传收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邮票放在极重要的地位。该刊介绍的范围仅限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区发行的邮票(以后又增加清代邮票)。而民国邮票、西方国家邮票则被视为反动邮票,集之就有立场问题。从该刊第2期发表的文章中进一步强调这种观点。

二、提出集邮活动不是为了收藏和消遣,而是为了接受教育和配合政治形势。

三、反对收集变体票和研究版式等,变体票被斥之为“废品”。反对邮社、邮商提价倒卖。

1953年10月1日,人民邮电出版社成立,直到“文革”前,《集邮》杂志及集邮图书均由该社编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至1960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共出版集邮图书42种(其中邮票目录19种)。

1958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外国邮票地名译文手册》,印数2800多册,在当时印量已不算小。该书内容包括1840年以来世界各国和地区邮票上的外文地名,并注明各自首次发行邮票的年代、货币名称及地理位置。该手册是安徽集邮家陈印白编译的,对于中国收集研究外国邮票的集邮者来说是一本难得的工具书。1986年3月,经过修订改名为《世界邮票地名译名手册》再次出版。

“文革”对集邮文献的破坏

1966年,当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中国,一切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都被扣上“四旧”的罪名加以横扫。集邮活动也处于被封杀的境地。不少集邮者被诬蔑为“搞投机倒把”、“搞特务活动”;很多集邮家被抄家、批斗;大量的集邮藏品被付之一炬,损失难以估量。

作为当年国内唯一公开发行的《集邮》杂志,从1965年第3期开始,连续开辟了“怎样实现集邮革命化”专题讨论,发表的文章犹如声讨集邮的檄文。1966年,全国突出政治的口号震耳欲聋,《集邮》上的文章也随之升级,最后,几乎整本地转载“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社论和批判文章。尽管如此,仍难逃厄运,1966年6月,《集邮》杂志被迫停刊。

同年8月,设在北京东安门大街的中国集邮公司受到红卫兵冲击,被迫关门。9月,全国各地的集邮分公司和集邮门市部相继停业。此后,国内集邮业务中止长达12年之久。在破“四旧”最狂热的时期,不仅全国的业务被迫停办,国家库存的邮品与档案也遭到极大的损失。

根据邮电部军管会下达的指示,原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资料档案室所存的“文革”前的所有邮票,每种只允许留存10枚,其余全部烧掉。军管会不听原中国集邮公司经理王安国等老同志的跪地苦苦劝阻,将大批中国历代邮票瑰宝和大量精美的高档集邮刊物,在北京邮票厂锅炉房里化为灰烬,致使库存总数达11万枚的邮票,多数被焚毁了,给中国集邮事业造成无从弥补的损失。

邮票发行局资料档案室保存着国家的档案票和资料票。档案票包括解放后备地上交的解放区邮票和新中国发行的邮票。每种邮票、小型张存量少则几百套,多则数干套不等,还有大量的邮票设计原图稿。资料票包括清代、民国部分邮票,中华邮政时期与万国邮联交换的外国邮票等。当时烧毁的资料档案中包括几十枚《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小型张和这套邮票的设计原图(“文革”结束后,发行局又请原设计者孙传哲重新画了一幅设计图稿存档)。被烧毁的还有一批珍罕的清代红印花原票,这些邮票的来历十分特殊。1953年,中国外交部在清理驻英国大使馆房产时,清出一批清朝政府在英国印制邮票的资料,其中有700多枚红印花原票,随后这些红印花原票连同其他资料一起转交中国邮电部。红印花票是1896年清政府委托英国伦敦华德罗公司承印的3分税票,雕刻版,共印了60多万枚,一直被束之高阁。1897年因邮票赶印不及,把所有红印花票全部加盖成暂作邮票。仅有全张百多枚红印花原票没有加盖,留存档案中。以后,由于内外勾结等原因,有不足40枚流入集邮界。红印花原票20世纪30年代即被公认为“国邮前四宝”之一,是国宝级的珍罕邮票。邮电部能一次获得如此大量的国宝珍品,是中国集邮收藏史上罕见的丰硕成果。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批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回到国内10余年后竟被烧掉,700多枚整版红印花原票仅有10枚得以幸免,实乃空前浩劫。

世界集邮领域的“超级大国”

1958年,集邮家居洽群(原名居秉苏,集邮用名居洽群)在西安,参与组建西安铁路局。“文化大革命”恶浪席卷全国之际,集邮也成了被批判内容之一,居洽群自然在劫难逃。大字报上的批判调门不断升级,并且三番五次将他的邮票、书籍、信件、笔记及收音机、电唱机等全部抄走。不久,他又被编入“劳改队”,被监督“劳动改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这些大字报,居洽群结识了一位同在铁路局工作的邮友韦殿才。韦殿才是辽宁西丰县人,1921年生,1961年调到西安铁路局工务处工作,1941年开始集邮。他收集的中外邮票不仅颇具规模,而且很注意收集实寄封片和集邮资料。当韦殿才从大字报上看到“居秉苏集邮是搞特务活动”,才知道老居原来也爱好集邮。不久,届洽群和韦殿才都被下放到陕西户县的“五七干校”劳动,两个邮友闲暇时便聊邮票。

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只能收集“文化大革命”邮票。但那时邮局出售的邮票根本不成套。邮票上又取消了编印志号,“文革”期间究竟发行过多少种邮票,什么时间发行的,一套多少枚,叫什么名称,诸如此类的问题,谁也搞不清楚,更不用说研究什么齿孔、刷色、版式了。于是,他们商定编一本“文化大革命”邮票目录。

从1970年开始,居、韦二人一边收集邮票,一边收集资料,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邮票的全面系统研究。当时,采取见了就买的办法,勉强可以收集到邮票,而资料可就难以收集了。动乱年代邮票发行不正规,根本谈不上什么发行计划和新邮预报。报纸上有关新邮票发行的消息报道也极少,这都使他们绞尽了脑汁。

1972年,由韦殿才负责刻印的《邮票目录( 1967 - 1972)》终于诞生了。随后,二人继续寻找资料,进行核对补充,油印出该目录的第二版修订本。这两本目录均为32开本,竖式,共17页,虽然简陋,但所列邮票种类和项目比较齐全。每套邮票都注有编号、名称、发行日期、单枚顺序、图案说明、票幅、印版、齿孔、全张枚数、设计者、印刷厂等。这两本目录印数都很少,各仅二三十册。第二本《邮票目录》印出后,二人分别赠给省内外的邮友。以后,又陆续收到各地邮友反馈回来的许多补充修改资料。1995年,再经居洽群整理,由无锡的万祚新刻蜡纸,油印出200多册第三版的“文化大革命”邮票目录。

这一本“文革”邮票目录的诞生,既是对“文化大革命”批判压制集邮行径的一种抗争,也是对患难之中的集邮者很大的鼓舞。

十年浩劫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集邮》杂志停刊14年后得以复刊。人民群众的集邮热情不减当年,不到半年时间,其发行量就达到20多万份,以后更高达35万份,一直居世界集邮报刊首位。 《集邮》复刊后仍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复刊后的《集邮》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它从多方向、全方位地介绍国内及世界各国的邮票和集邮活动,涉猎广泛,题材新颖,内容兼顾不同层次集邮者的需要。80年代中期开始,《集邮》不断增多了邮史资料的挖掘研究文章,大量介绍国际最新的集邮方法和规则,深受国内外集邮者的欢迎。

1982年1月30日,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集邮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集邮组织,在中国集邮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国的集邮图书出版也形成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10月,总数已达1500余种,其中有正式出版书号的集邮图书有1100余种,这种的规模和数量在世界集邮领域堪称“超级大国”。

《白鹿原》作者深情回忆 一个人的邮政代办点

文 陈忠实

每当和媒体记者或纯粹的朋友叙旧,对我当年窝届乡下十年写作的生活形态多有兴趣,其中和外部世界的沟通方式是一个常被问到的话题,我便如实相告,主要依赖一条邮路,无论写信说事或投寄刚刚写成的小说稿,都是到一个邮政代办点去办理。这是一个仅有一人撑持业务的“邮局”,在我却铸成永久的记忆。

读报纸成了“奢侈”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获得专业创作的自以为人生的最佳境地的同时,便决定回归乡下祖居的老家,求得一个耳目清静的环境,却不是陶渊明式的避世隐居。我在这里可以坐下来潜心阅读业已解禁的世界名著;可以平心静气回嚼20年乡村生活,形成新的作品;我几乎本能地关注着生活运动尤其是乡村世界的变化,自然缺少不得一份报纸,能否每天看到当日的地方报纸,成为一个小小的却也揪心的问题。多年来每天读报的积习已经成瘾,不读似乎就有一种缺失或亏欠。读报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我居住的老家的地理环境的制约是根本原因。

我祖居的村子虽然距西安不过50华里,却是一个被地理环境限制着的“死角”。村庄位于白鹿原北坡根下,再往北不过两三公里便是闻名古今的骊山南麓,形成。条狭窄的川道,其间自东往西流过一条被秦始皇曾祖改名的灞河(原名滋水)。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通了一条砂石公路,我的祖居的村子是这条公路的终点,尽管十天半月也未必能驶来一辆汽车,但是乡民出行推车挑担骑自行车毕竟方便得多了。我回到这样环境的老屋里,首先想到如何能读到当天的报纸。得知这里的邮递员仍旧是我熟悉的那位姓史的乡党,便找到他商量。他做这方地域的邮递员已经多年了,仍然属于邮局聘用的农民工,未能获得邮局正式职工的资格。

他负责我所在的这个乡镇东半部的十余个村庄的报纸和信件的投递业务,半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上的村庄,下边是坡根下一排小村庄,每天要上坡下川跑一圈儿,可以想见其辛苦。和他说明订报的意图,他笑着解释,东边三个村子没有一户报纸订户,只是在有重要信件时,他才骑车去某个村子。我当即明白,如果我要每天读到当日报纸,就意味着他必须比往常多跑5里路,仅仅是为了给我送一张报纸。我确实于心不忍,便和他商量了一个省事的办法,把我所订的报纸投送到他每天必经的村子的我的一位亲戚家,由我走读上中学的儿子放晚学时顺便捎回来。

这样,每天傍晚儿子回家,正好是我停歇工作的时候,坐在祖居的小院里,借着尚未暗淡的天光,打开《参考消息》,看世界的这个和那个角落又发生了什么值得关注的大事和趣闻;还有贴近我生活的《西安晚报》,既有国家大事的新闻,更有城市和乡村的新鲜事和某些人的劣行。我曾在该报上读到一位农村女人首创家庭养鸡场的新闻报道,竟然兴奋不已,随之便搭乘汽车追到西安西边的户县,花了两天时间进行采访,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西安晚报》,后又以其某些事迹演绎成8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这是我写农村体制改革最用心也最得意的一部小说。

沉默的邮政代办员

每有或长或短的小说或散文写成,或者要投寄一封信,我便骑自行车赶到8华里远的邮政代办点。这个邮政代办点设在一所军事大学里。这所军事大学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地址选在白鹿原北坡向里深凹的一个大豁口里,据说可以隐蔽空中侦察。军事大学于60年代初开学,为了这所规模非凡的军事院校通邮的方便,邮政局便在校内设立了一个邮政代办点。这样,我生活的这方地域,破天荒地有了一个可以订阅报纸也可以寄信寄物的邮政机构,当地近10公里内的乡民跟着军校沾光了。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邮政代办点设在军校大门内右侧的一排平房里,仅仅只占一间小平房。我把自行车撑在路边,便拿出要寄的稿件或信件,走到开着的窗口,便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不笑也不惊讶,却在眼神里显示出“你来了”的意象。我便先开口说我要办的事,如果是寄信,便说要几张邮票;如果是邮寄稿件,便把封好的信递给他,让他在桌旁的磅秤上称一下重量,然后在算盘算出邮资的钱数,我交了钱,他撕下邮票给我。我用他摆在窗台上的粥糊贴好邮票,再把装着文稿的信封给他。他砸上有“挂号”字样的邮戳,仍然不说话,眉宇和眼神里显示出“办妥了”意象,我也不便多嘴,点点头便告辞了。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张面孔,以及那脸上的表情。那张面孔的脸色微黄偏白,很洁净;眼睛不大也不小,永远是一种平和的神色;鼻梁不高不细更不歪,端正而庄重。他的形象和他的神态,完全专注于案头的工作,多余一句客套话都不说,更不会有东拉西扯的闲话乃至废话了。有一次交办完邮件离开他的窗口时突然想到,他是和我短言少语呢,还是对所有人都如此这般?我便侧立一旁抽烟观望。一位穿戴整齐的军校女学员走到窗口,手里拿着一个包扎规整的邮包送进窗口,肯定是称重量,然后看见她从窗口接过邮包,很认真地贴邮票,之后就把邮包再送进窗口,转身离开了。我大约只听见一两句简短的对话,是说多少邮资的话。一位同样年轻的男军人走到窗口,和那位女军人的过程如出一辙。接着看到一位穿戴不凡的中年女人走到窗口,从衣着打扮和走路的太过自信的姿势,我猜测这是一位军校高干的夫人(此军校属军级级别)。她走到窗口,却不寄邮任何东西(如需邮寄东西,肯定有通讯员代办),只听她嗓门很响亮地向窗口内询问,只听见她的问话声,却听不到窗口里的他的声音,约略可以听得出来,她给远方老家的邮件,怎么还没收到?需要多少日子才能到达××省××县××公社××村子?不会丢吧……从她离开窗口时的表情判断,得到的是肯定的可以放心的答复,咣当响着的皮鞋敲击水泥路面的声音也是欢愉的。我便跨上自行车走了……这人就是不爱说话。

约略记得一次例外,在我接过邮票往信封上抹糨糊再粘贴的时候,他却主动开口了:“你前日在报上登了一篇文童?”我颇惊讶,他竟关注我的写作了,便毫不迟疑地以“噢”予以肯定。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昨日回局里参加政治学习,我听大家说的。”他没说邮局里的人如何说我这篇小说或散文,倒是我很想听的话题。他却闭口再不说了,也没说他看没看那篇文章。我尽管很想听文学圈外诸如邮局的读者对拙作的看法,看着他已没有再议此事的兴趣,我也压住了想问的话不再问。

至今不会用e-mail

在我窝居乡下祖屋写作的十年里,每有或长或短的小说写成,便骑上自行车,骑过后来被车碾得坑坑洼洼的砂石公路,心情却是一种踊跃,每有一篇新作写成,无论是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抑或是短篇小说乃至三两千字的散文,在送到邮政代办点的这8华里的路途中,都是一种踊跃着的心情,砂石公路上坑坑洼洼致成的连续性颠簸,不仅破坏不了踊跃的好心情,反倒激发着踊跃的连续性。乃至赶到熟悉的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和那张熟悉的脸孔对面时,领会到那眼神里又现出“你又来了”的意象,我也不说一句客套话,只把邮件送进窗口,照前办理……我已记不清十年间经他的手寄出过多少文稿和信件,却可以肯定,那十年间的文稿和信件十有八九都是经他的手办理的,寄往本省和外省的编辑朋友。很难能可贵的是,无论稿件或信件,从来没有丢失过。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邮寄通讯几乎是我唯一和外部世界交流的渠道,且不说乡村里不敢奢望电话,对城市家庭也是稀罕物。邮政代办点的这位代办员,便成为我实现和外部世界沟通的最可靠的桥梁。

新的世纪刚刚到来,我又回到离别了七八年之久的原下的屋院,一个人住了两年,夜晚坐在院子里看从东原渐渐移向西原的月亮,早晨常常是被飞到屋檐或院中树梢上的鸟叫声唤醒,在我是一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最踏实也最美好的感觉。写作的欲望潮起时,便在那间小书屋里铺开稿纸。每有或长或短的文章写成,依照七八年前的轻车熟路——轻便自如的自行车和大半生走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家乡路——赶到距家8里远的军校大门内的邮政代办点,依旧是那间门口墙上挂着绿色邮箱的平房,依旧是打开着的窗户下层的窗口,窗里桌后依旧坐着那位微黄偏白面孔的代办员,变化仅仅只是他的头顶出现了白色的头发,毕竟过去七八年了。他在看见我的一瞬,眉眼里现出一缕不易觉察却仍被我觉察到了的诧异的神色,问:“你不是进城了吗?”我答:“我又回来了。”之后再无话。我交办了寄件,点点头便告辞了。这两年时间里,我到这个一个人操作的邮政代办点的次数,比之前的那十年的频繁来去少得多了,我已有了手机,家里也安装了电话,无论公事或私事,急事或闲事,随时便用话机说清了,几乎不再使用写信的交流手段了,不写信也就不寄信了,只有写成新的文稿,必须赶到一个人操作着的这个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我至今不会使用轻便快捷的电子文稿的传递方法,还依赖于原始的邮寄手写稿件的途径。

到了我重回乡下祖居屋院的第二年,记不清是哪个季节,我又一次骑自行车赶到那个熟悉的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交办了要邮寄的稿件,刚转过身要离开的时候,窗口里的他说话了,让我等一下。我再转回身,就看见那张向来平静到不动声色的面孔,呈现着谦谦的微笑,对我说:“麻烦你办点事。”我自然欣然接受,等待他说事。他依旧是少见的谦谦的微笑,以平静而又达观的语气告诉我,他很快要退休了。我不觉一愣,看不出这张呈现着中年人气色的脸,已经年上花甲了。我在发愣的一瞬.感到了心头的微微一震,顿生难舍的眷眷之情。我随之问:“你竟然要退休了?看去顶多50岁。”他却不作辩解,依旧谦谦笑着告诉我,他的孩子知道他认识我,便买了我的两本书,让他再见我的时候给书上签名。他说他退休后就难得和我见面了。我自然应诺。他破例拉开那间平房的门板,让我进屋;他把我的两本书摆在桌子上,侍立一旁,让我坐在他的椅子上。我习惯用自己的钢笔,在那两本书上签下我的名字。这应该是我最用心最认真的签名之一。他连着说了两声感谢的话。我为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和读者不知签过多少万册书了,却不敢接受他的感谢的话。我和他握手告别。他竟破例走出门来,在我推起自行车的时候,我又握住了他的手,有点不忍松开。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1: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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