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次西征到“蒙古和平”最后的繁荣太短暂

邢静

“蒙古帝国把远东和近东的文明国家置于一个民族,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这就不能不促进贸易和文化珍品的交流。中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得到了空前继后的发展。”

——俄国东方学家 瓦西里·巴托尔德(1869-1930 年)

贸易纠纷引发蒙古西征

公元1206 年春,在漠北草原斡难河源的大帐前,九尾白旌纛(用九条白马尾做成的旌旗)迎风飘展,草原各部首领正在举行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忽里勒台”,一致同意尊奉铁木真为蒙古大汗,上号“成吉思汗”。

随着“ 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Ulus)”的建立,漠北草原四分五裂混战不休的乱局宣告终结,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抵“林中百姓”居住地区(贝加尔湖附近)的广袤土地成为成吉思汗的一统天下。成吉思汗个人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和草原游牧民族强烈的掠夺欲望,加上当时近邻各国普遍萎靡的新常态,命中注定要把刚刚诞生的“大蒙古国”推向急剧膨胀扩张的道路。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将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推向了它的四邻,“这是文明社会所经受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激烈的游牧民族的野蛮攻击”。

不久之前,金国的皇帝还享受着作为藩属和奴仆的蒙古人贡献的美女和佳肴,现在,给他的礼物却是刀枪与死亡。1212 年,蒙古铁骑南下中原,金朝这个当时挫败南宋北伐而在军事上显得不可一世的政权迅速暴露出外强中干的本质。蒙古大军横扫黄河以北,金人得以自保的仅有11 座城池;1215 年,京城中都(今北京)在经历了一年的围攻之后终于在蒙古人怒涛般的攻击下陷落。翌年春天,成吉思汗带着大量战利品——包括俘获的工匠——回到了蒙古草原上的大斡儿朵(汉译宫帐,是由数百上千座营帐组成的帐幕群),这位世界征服者的视线已经转向了西方。

与奉行抑商政策,将商人视为四民(士农工商)之末的中原统治者不同,成吉思汗十分重视通商。这也是由于蒙古人是典型的草原游牧经济,没有定居于任何城镇,商旅也没有在他们那里汇集,国中衣食俱乏,贸易显得极为重要。成吉思汗曾发布札撒(法令):凡进入他国土内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汗。同时,蒙古人还数次派出自己的商队前往西域贸易。公元1210 年,一支由450 名穆斯林商人组成的蒙古商队竟被花剌子模(Khwarezmia)军队尽数杀害并抢走了全部的货物。这一事件是引发蒙古西征的导火索。

公元1219 年,成吉思汗亲征花剌子模。西征恰恰是沿着丝绸之路商路进行的,目标直指商路沿途的富有的商镇和城市。这样不但可以摧毁花剌子模的军事、政治统治中心,而且能得到大量的财富以及生活必需品。商路,一般是道路中条件最好的,沿途有农业区以及较为连贯的一系列商镇,商队可以得到粮草、水的补给。蒙古军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消极防守的花剌子模的城市各个击破,历时7年的蒙古第一次西征彻底消灭了这个刚刚兴起的中亚强国。

成吉思汗去世(1227 年)后,“黄金家族”的征服者们并未停下他们的脚步。1235 年春,蒙古联合南宋灭金后,窝阔台汗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西征,这支西征军以各系宗王大臣的长子领兵出征,故又称“长子西征”,其统帅为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西征大军如狂飙一样横扫东欧大地,其游骑直至维也纳城附近。直到得到窝阔台汗去世(1241 年)的消息才停止前进。

1251 年,经过激烈的内部争斗,大蒙古国汗统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的蒙哥汗手中。与前几任大汗一样,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同样抱有“让自己的每个弟兄去开拓边疆,去完全征服边地”的雄心,遂在成吉思汗系诸王所部军队中,每10 人抽出2 人组成10 万大军,由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弟弟旭烈兀统帅进行第三次西征。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这一次西征中,蒙古大军消灭了猖獗达200 年之久的恐怖主义集团——以暗杀为业的“山中老人”(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分支尼扎里耶派)。这一次西征由于蒙哥在合州战死、旭烈兀班师而中止,“如果说1241 年大汗窝阔台的死拯救了基督教欧洲,那么1259 年大汗蒙哥的死则拯救了穆斯林亚洲”,此时的旭烈兀已占领了全部叙利亚,蒙古军队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西征,以大蒙古国控制了从中国到西亚、从印度到地中海的重要商道宣告结束。

空前庞大的帝国

征服战争当然是十分残酷的。蒙古西征以获取异国的金银财宝、衣料、丝织、粮食以及牛羊马驼等为经济目的。铁骑所到之处,无论该地是否主动投降,劫抢是肯定进行的。其区别是在有抵杭的地区进行屠杀,在不抵抗的地区不屠杀或是少屠杀,但劫掠终归逃不掉。

波斯作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布哈拉(Bukhara,今属乌兹别克斯坦)陷落后,一个幸存的逃亡者把他所目睹的情景概括为如下几句话:“他们(蒙古军队)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考虑到志费尼的身份(旭烈兀的秘书官),可能存在的“为尊者讳”只能让事实本身显得更加恐怖。对长达240 年(1240-1480 年)的蒙古统治下“鞑靼桎梏”充满憎恶的俄国学者干脆指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为首的蒙古封建主,在差不多七十年的时间里,血洗了亚欧国家。前所未有的灾难落到了被征服国家人民群众的身上,征服破坏了他们的城市,践踏了他们的田野,消灭了他们的生产力和文化”。

但是,另一方面,蒙古西征的结果是摧毁了“丝绸之路”上各自为政的割据政权,将碎片化的政治版图重新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蒙古帝国:其版图东临太平洋,西至俄罗斯平原,北起西伯利亚北极圈,南到波斯湾。这是人类古代历史上地域最辽阔的大帝国。

蒙古统治者意识到,必须建立专门的信息传递机制、使消息迅速而畅行无阻地在自己广阔的领地传递。“(蒙古帝国)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需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

驿站的设立是紧随沿着丝绸之路西征的军队之后的。在最初的杀伐攻掠过去后,西征的蒙古人很快在占领的地区留下了他们的官员“达鲁花赤”和“八思哈”,并建立了驿站系统。各地抢掠来的各种物品、贡税及商人就沿着驿道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和林和大都。每个驿站之间的间隔距离,一般情况下大体上是在当时的交通工具一天左右的路程,即30-50 公里之间。驿站所提供的交通工具也因地区各异,从马、牛车、驴车、骆驼车、船、一直到狗拉爬犁。蒙古帝国在所征服地区征的税收竟有半数是用来维持驿站运行的,其中包括经营驿站本身的费用,如粮食、交通工具、牲畜等和提供给过往的宗王、使臣、官员、商人等的食宿之费。

蒙古帝国驿站的设立和驿路的开辟主要是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

不过这也为商人经商创造了便利条件。为保护这些驿站,蒙古当局严厉打击杀人越货的盗匪路霸(仅伊利汗国就有万人的军队专门防卫驿站),以至在14 世纪出版的一本商业手册《通商指南》中,佛罗伦萨商人佩戈洛蒂(Pegolotti)强调,通往中国的道路“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即使稍有危险的路段,“若结队至60 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居家无异”。蒙古当局还颁发了一种具有护照和信用卡功能的原始证件,所谓的“牌符”,是一块比手掌大的金牌、银牌或木牌,它用一根链条穿着,戴在脖子上或系在衣服上。“牌符”的持有者可以在帝国全境平安旅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

13 世纪的欧亚大陆实现了被后来西方学者所说的“蒙古(统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a)”。在蒙哥汗去世之后,大一统的蒙古帝国逐渐分裂为东欧的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中亚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波斯(今伊朗)的伊利汗国(旧译伊儿汗国)以及作为四大汗国名义上的宗主、据有蒙古本部与汉地的元朝。尽管家族各系之间为夺汗位而产生政治分歧,但这没有减少他们之间的货物需求。按照古老的财产共有制度,每个“黄金家族”成员都有权占有帝国各地的一份财富。作为伊利汗国的统治者,旭烈兀仍然拥有在其哥哥忽必烈统治之下的2.5 万户中国丝织工匠,他也对西藏的山谷流域行使所有权;而忽必烈则拥有波斯和伊拉克的农场。当中国的蒙古朝廷送给波斯瓷器和药物时,波斯的蒙古人也要为其在中国的亲戚们提供香料、钢铁、宝石、珍珠和纺织品。正是丝绸之路上遍布的驿站使之成为可能,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穿过中亚的陆上贸易在蒙古人统治下复兴”。

繁荣的丝路名城

蒙古帝国的建立扫除了东西方之间人为设置的障碍,在阿拉伯帝国与大唐帝国衰败后数百年来时断时续的东西方交通,此时已经畅通无阻。“丝绸之路”北穿今天的南俄罗斯,南贯波斯,其中有一条从中亚细亚沿天山北麓直通和林(今蒙古国哈拉和林),再从那里通到大都(今北京);另一条从西伯利亚南部沿萨彦岭北麓直通和林与大都,当然还有从中原经河西走廊直通中亚的传统商道。商队在旅途所花费的时间由于道路条件良好而大大缩短,在当时的牛车、马车为交通工具的条件下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大都(今北京)不过五六个月的行程。中西商队贸易的主要品种,中国的出口以丝绸(包括生丝)、瓷器、大黄、茶叶、麝香、粮食等为主,《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中国肃州地区生产的大黄质量特佳,外国商人争相购买,“行销世界各地”。而进口的商品主要是以金银、珠玉、象牙、香料为主。

由于东亚大陆的政治中心从汉唐时的关中地区北移到今天的华北乃至蒙古高原,丝绸之路的终点也从长安迁往大都,这座被马可· 波罗称为“汗八里”的城市不仅是元朝的首都,更是一个重要的商镇。马可· 波罗曾描述了元朝政府与西方商队进行贸易的基本过程:“庞大的骆驼商队,运载着刚才提到的各种物品(指西方商队运来的珍珠、宝石、金银)连同金丝织物,来到这里,并送到大汗面前,……对选购的货物进行估价。大汗在公平估定的款之外,酌量加上合理的利润。并且马上用纸币付给。”

中亚地区的丝路重镇虽然大都在蒙古西征时经历了兵燹之灾,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随后就因大规模的东西方贸易活动而重新恢复,到1259-1260年,即成吉思汗西征40 年后,“这些州县在某些方面已达到原来繁荣昌盛的水平。而在另一些方面很接近原来的水平”。比如中亚最著名的商业重镇玉龙杰赤,1221 年城破后蒙古军挑选出10 万工匠送往东方;5 万壮丁编签军当炮灰;妇孺尽为奴婢;其余居民被悉数屠杀,蒙古军队还引阿姆河水淹城,将城市夷为平地。而在佩戈洛蒂的《通商指南》中,这里重又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商务繁盛,货到即可销出”。在阿拉伯旅行家伊本· 白图泰看来,玉龙杰赤是“最宽阔、最雄伟、最美丽、最庞大的城市。市场建筑雅致,街道宽敞,房舍鳞次,真是美不胜收。该城人口之多宛如潮涌”。

在西亚,随着1258 年巴格达为旭烈兀所攻陷并降为伊利汗国的一个边疆省区,这座“天赐花园”失去昔日在“丝绸之路”上的显赫地位。为了躲避侵略者的蹂躏,著名的诗人、思想家、神学家、建筑师和医师成群结队离开了巴格达去往开罗,后者遂变成了尔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中心和文化中心。取巴格达商业地位而代之的则是阿塞拜疆地区的大不里士(今属伊朗)。这个伊利汗国的首都处于西至小亚细亚,北达南俄罗斯的交通要道上,开始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而异常繁荣起来,意大利商人在这里可以轻松获得伊朗和中国的织物、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大不里士夺走了波斯湾所有的香料贸易;这些香料现在直接运到大不里士而不是巴格达、巴士拉及其他古代贸易中心。”

蒙古帝国时代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一条新的商路,从黑海沿岸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亚速起始,向东越过伏尔加河,横穿钦察草原;或者转向东南进入中亚。“在金帐汗国整个存在时期,亚洲是从基辅城的南郊开始的。”这条连接欧亚的商路在钦察汗国境内,黑海的港口与蒙古统治下的东亚市场相连,草原地区或北部森林地区出产的粮食、牛马、奴隶、皮毛、木材和鱼虾以及中国或中亚生产的奢侈品,都是由船只或商队运送到拜占庭、埃及、叙利亚和意大利等地的。作为交换,珍宝、贵金属、香水、水果以及非洲牲畜也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和中国。

与大不里士一样,从空前繁荣的国际贸易受益最大的也是作为(钦察汗国)首都的萨莱。伊本· 白图泰曾记述:“萨莱城是最美的城市之一,它建在平原上,规模特别大,人口众多,市场壮观,街道宽阔。”“这个城规模特别大,到处都有漂亮的市场,宽阔的街道,大量的清真寺。这里的丝织品大部分是从中国运来的,从匈牙利、俄罗斯,甚至意大利来的商人用不着到中国去买中国丝织品。他们可以在这里买到它。”

空前的交流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亚欧大陆。”仅在大不里士就“聚集着各种宗教、各种派别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学者和历史家,他们来自中国华南、印度、克什米尔和其他突厥国家,还有阿拉伯人和法兰克人”,空前畅通的丝绸之路推动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中国发明的火药正是在蒙古西征时传入伊斯兰世界,进而进入欧洲的。

确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学者弗兰西斯· 培根所说,“任何一个帝国、教派或名人的力量,都无法比这些发明更能支配和影响人类生活”。反过来,元朝也曾从伊利汗国引进亦思马因(Ismayll)和阿老瓦丁(Alaldin)制造的巨型投石机(“回回炮”),可以投掷150 斤的炮石,而中国原有的投石机耗用人力太多,而所抛炮石之重量则甚微,威力与之不能同日而语。这种“回回炮”在元军攻克南宋坚城襄阳和樊城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好在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并不都是为了制造威力更大的杀人武器。

旭烈兀西征时带去了许多中国医生,他生病时,由随侍的中国医生治疗。伊利汗国的合赞汗(1295-1344 年)患眼疾,用中国的热炙疗法治愈。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代被译成波斯文。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医学知识也传入中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已记有许多回回药物和医法。

经由丝绸之路传入的东方影响在伊利汗国随处可见。波斯和阿拉伯世界酷爱中国的艺术,他们仿造中国的瓷器,学习中国的水墨画,戴中国式的帽子,穿中国式的服装。“总之,中国风尚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伊朗社会中,已成为最流行、最有感染力的新事物。”海合都汗时期(1291-1295 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伊利汗国甚至效法元朝发行纸币——“纸钞就是盖有皇帝印玺的纸,它代替铸币通行于整个中国,中国的金银就收入国库了”。海合都汗在1294 年下令制钞颁行全国。

纸钞完全仿照元朝至元宝钞,上面除印有波斯文外,还印有汉文“钞”字。但纸钞行用不久,便引起市场混乱,仅两个月便被废止了。尽管如此,它却使波斯人、阿拉伯人具体地接触到中国的纸钞和雕版印刷术,其影响所及,至今在波斯语中仍称纸币为“钞”。

蒙古帝国时期,丝绸之路上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基督教欧洲与东方之间第一次跃过了伊斯兰世界的中介而实现直接往来。马可· 波罗的故事已是人所共知,在令他名垂青史的《游记》里记载了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并称赞“行在(即杭州)之大,举世无匹。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的乐子,简直恍若步入天堂”。与当时江南已经广为流传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相映成趣。

蒙古帝国时代,到过东方的欧洲人绝不只有马可· 波罗一个人。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65 岁的教士约翰·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帝国并通过丝绸之路顺利到达和林(蒙古人从境内第一个驿站起就给教皇的使节提供了坐骑)。次年7 月,柏朗嘉宾还在那里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使者们奉献的贵重礼物堆积如山,唯独他这个教皇特使两手空空。

1247 年秋柏朗嘉宾顺利返回里昂向教皇复命。

不过这次来回四万里的远行其实无功而返,教皇在信中劝说蒙古大汗皈依天主教,这自然是异想天开,贵由毫不客气地要求教皇“位居一切君主之首,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 那时我将承认你的降服”。

来而不往非礼

也。1275 年,聂思托里派基督徒——出生在今北京海淀区魏公村的畏兀儿人拉班· 扫马作为元世祖忽必烈探听欧洲各国动向的密使,以到圣城耶路撒冷朝圣的名义启程赴欧洲。在通过丝绸之路到达西亚并滞留伊利汗国多年之后,扫马使团于1287 年3 月从巴格达出发,沿商路北上行至黑海,然后乘船到达君士坦丁堡进入欧洲,最后在这年冬天到达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涅,在那里拜见了英王“长腿”爱德华一世。尽管在当时的天主教徒眼里,聂思托里派是彻彻底底的异端,早在公元1054 年基督教会分裂为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两大教派以前几百年,聂思托里派就是罗马教会无情迫害的对象;却不妨碍扫马使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隆重招待,经过罗马时,教皇尼古拉四世甚至降尊纡贵,亲自将圣餐发到拉班· 扫马的手中——毕竟这位“异端”背后是欧洲人得罪不起的“大蒙古国”。而他也成为东亚派往欧洲的第一位正式使节。

丝路的余晖

可惜,“蒙古和平”的好景不长。早在1262 年,“丝绸之路”就遭到一次沉重打击。这一年,伊利汗旭烈兀与堂兄钦察汗别儿哥(Berke)为争夺阿塞拜疆的地盘兵戎相见。成吉思汗的子孙相互厮杀,商业往来亦遭受池鱼之殃——战后,旭烈兀将在境内“别儿哥宗王们的商人全部处死,并将他们的全部财产没收,送入国库……别儿哥为报复起见,也反过来杀戮旭烈兀汗国的商人,并用同样手段对付他们”。这是不祥之兆,没有持续的和平,丝绸之路就将失去从蒙古统治下得到的最大益处。

13 世纪后期,以忽必烈的堂弟海都(1235-1301 年)为首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诸王起兵反抗元朝,企图重建一个纯粹的、坚持游牧传统的草原帝国。这令丝绸之路上的各城镇再次饱受战乱之苦,欧洲、西亚与东亚之间的贸易往来,一度回复到了先前时断时续的状态。以至于马可· 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一行前往伊利汗国不得不改走海路。1305 年,西欧传教士约翰· 科尔维诺在写于大都的信中也哀叹东西方海陆交通艰险,“至于前来的道路……由于战争之故,长期以来,陆路已不安全,我没有接到罗马教廷、我们的小教友会和西方国家的消息,已有12 年了”。

海都死后,各蒙古国家对相互厮杀感到厌倦,遂在共奉元朝皇帝为蒙古帝国共主的条件下彼此约和。1305年,伊利汗完者都在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信里吹嘘,“成吉思汗的后裔已停止争斗,帝国如同过去一样,从中国到里海联为一体”。但这只是回光返照,进入14 世纪中期后,“大蒙古国”彻底瓦解,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版图重又变得支离破碎。1346 年,战乱不休的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1353年,最后一个伊利汗图格帖木儿被杀,早已四分五裂的伊利汗国宣告彻底灭亡;1368 年,北伐的明军攻克大都,元顺帝出逃塞北;1380 年,钦察汗国军队在库里科沃战败,莫斯科公国迈出挣脱“鞑靼桎梏”的决定性步伐……

走出草原的蒙古人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征服了大半个文明世界;它瓦解的速度却也同样迅速,征服南宋以后还不到100 年,除了钦察汗国仍会在南俄草原挣扎一个世纪以外,蒙古人的统治几乎又缩回到了蒙古草原。

推翻元朝的大明王朝并没有恢复汉唐对西域的控制,敦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中原政权的势力范围日益萎缩,最后退缩至长城以内、嘉峪关以东。而元朝的残余力量回到漠北(北元/ 鞑靼),天山南北则为东察合台汗国的领土,它们均与明朝敌对。这使得中国与西方的陆地通道重新阻塞,往来商队日趋稀少,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已然逝去。

14 世纪晚期,突然崛起的帖木儿帝国为“丝绸之路”带来了最后一缕余晖。在短期内,帖木儿的帝国大体恢复了昔日(西)察合台汗国及伊利汗国的版图。“帖木儿最所注重者为迅速”,在自己的国土内重整驿道驿站,“各驿站间之距离,皆按一日程,或半日程而建。大站之内,常备马百余匹”。

这使得丝绸之路西段的商业往来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卡斯蒂利亚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就曾经丝绸之路于1404 年9 月抵达撒马尔罕觐见帖木儿。他所见到的河中名城撒马尔罕是当时丝绸之路几条大道的辐辏之地,通往波斯、两河流域、阿富汗、印度、天山地区以及钦察草原等地都十分方便。克拉维约发现,撒马尔罕是世界各地特产商品的集散中心,有些珍奇货物在地中海城市是见不到的。

撒马尔罕异乎寻常繁荣只是当时的异数,在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其他地方,帖木儿的征战在毁坏了一切之后没有再建立任何东西,波斯和中亚的许多地方如同上个世纪蒙古人入侵时一样,再一次受到了严重破坏。多灾多难的玉龙杰赤又在公元1379 年被帖木儿攻陷后变成了废墟。更不幸的还要数锡斯坦,公元1384 年这个繁荣了几千年的膏腴绿洲因反叛帖木儿遭受灭顶之灾。城镇被夷为平地,居民被杀戮殆尽;连乡村也未能幸免,灌溉系统被毁坏,水井被填塞放毒。帖木儿的意图是要从地面上彻底将其抹去。1395 年,帖木儿的军队还彻底破坏了钦察汗国的京都萨莱,数百年后考古学者在这里寻到的无头、无手和无脚的骨骼,可以说明帖木儿在这次屠杀中的残暴行为;还在城市焚烧的时候,萨莱的残存者冒着严寒的冬天“像羊群似地在军前驱走”。

昙花一现的帖木儿帝国破坏重创了欧洲和中亚细亚之间的贸易活动,截断了马可· 波罗所描写的亚欧大陆间的商路,也消灭了成吉思汗的征服能够留给文明的幸福结果。而1453 年奥斯曼帝国攻克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更给了丝绸之路近乎致命一击。对东方商品有着日益增长需求的西欧居民,为了突破横亘在丝绸之路上的奥斯曼帝国形成的贸易瓶颈,只得探寻从西欧直达东亚和南亚的海上航路,正是这种改变导致了丝绸之路的彻底衰落。

古代丝绸之路的最后尾声是延续了传统的明清西北边陲陆路贸易,包括清朝与哈萨克汗国的绢马贸易、清朝与中亚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的货物贸易等。曾经作为欧亚文明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的搏动,由于大航海时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即将停止;2000 年来飘荡在丝绸之路上的悠扬驼铃形将化作历史的遗响……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0: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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