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力无比,无人可敌 军阀混战中的“银弹”攻势

白孟宸

1930年9月底的一天,晋绥军北平警备司令部突然发布命令,让所属各部官兵准备撤离北平,又通知各部尽快领取10月份的军饷。官兵看着手里的现大洋,纷纷嘀咕:“这钱铺老板(晋绥军官兵骂阎锡山抠门的提法)咋改了性子?”

其实,这些军饷并不是阎老西给的,而是奉系张少帅发出的“银弹”。几天前,在北平城内的一间小酒馆里,两名军人坐在桌旁,推杯换盏,饭桌上气氛相当热烈。当喝到酒酣耳热之际,一位满口保定话的军人大着舌头、把胸脯拍得山响:“老董,我跟你说,你放心,咱哥俩同学一场。我可以保证,你们进到何地,我们就退出何地!”坐在对面的军人也豪气冲天:“楚兄,你也放心,军饷之事包在咱兄弟身上。”就这样,东北军先锋第五旅旅长董英斌与晋绥军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在酒桌上敲定了北平交接的事宜。

杀人于无形的终极武器

从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近代化国家,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亨廷顿所谓“强人政治”这一“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势力,逐渐窃据中央政权,又逐渐在内耗中消亡。而阀锡山、陆荣廷等一批出身各异的地方军阀则经历多年发展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实力派。为了争夺各地的政权、财权和军权,大小军阀展开了仿佛无休无止的混战。

但是,中国各地不断爆发的军阀混战却很快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情况。某些情况下,军阀间的混战异常惨烈,动辄血流成河,尸枕狼藉。但另外一些军阀间的战争却显得相当“滑稽”:交战双方甚至多方的纸面实力瞬息万变,下属部队的番号和隶属关系变化多端,几乎到了“朝秦暮楚”的地步,但战场上却极少见到部队调动,更听不到几声枪响。但就在这可怕的“寂静”中,一个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甚至一度有机会问鼎中原的派系土崩瓦解。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做到在无声无息间致一个派系于死地?答案就是“银弹”。

说起“银弹”攻势,这倒不是近代出现的新鲜战术。相反,对于中国而言,战略上的早熟使得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在西方尚处于战略萌芽期的同时,已经开始熟练地运用金钱武器来达到战略战术目的。秦始皇的臣子尉缭,汉高祖的谋士陈平,都是善于用“银弹”的大师。当中国历史进入晚清,湘军、淮军这样带有浓厚“私家军”色彩的政治派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几乎每一个将领和官员都已经做好了在战场上收买别人或是被别人收买的准备。

但是,在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中,虽然“银弹”攻势已经被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却并没有出现日后军阀混战时期那样伴随“银弹”出现的“静坐战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军队私有化的最后一层窗户纸还没有被捅破,哪怕是淮军,也不能算是李鸿章一人的淮军,总还保留着那么一点点国家军队的意思。

“静坐战争”始作俑者袁世凯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而变化的关键,就是开启20世纪中国几十年军阀混战岁月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晚晴到民国初年最善于使用“银弹”的人——袁世凯。

在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孙淳扮演的袁世凯在荣禄眼皮底下,将小站练兵建立起来的北洋新式陆军,变成高喊“吃袁大帅的饭”的私家军队。这段情节应该是参考了真实历史后创作的。袁世凯的三女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记述,小站的新军官兵普遍认为袁世凯是大家的衣食父母。

当军队成为指挥官的“个人私产”,军阀时代就此来临。从湘军、淮军兴起,晚清各省军事主官兵权、民权、财权一把抓的权力体制与军队私有化相结合,让中国不可避免地滑向“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深渊。

当然,军人掌握地方实权,正是辛亥革命中腐朽的清政府迅速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1911年-1912年最先独立的15个省份中,有70%推选军人来担任领袖,地方实力派希望借由军权、民权和财权的结合,形成对抗中央集权的强大力量。但是,既然军权是掌握地方权力的关键,军阀们自然不愿拿着自己的私家军队去冒险。而军阀“静坐战”的创造者,正是袁世凯自己。1911年10月底,清廷连发七道谕旨,以总理大臣和全部军政大权为代价,请袁世凯带领北洋军进攻南方的革命党。但老袁却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在冯国璋带兵夺下汉口、汉阳之后,将北洋军扣在武昌城下,引而不发,并派人投书于黎元洪,又派唐绍仪南下,开始与南方革命党谈判“停战”问题。

但是当袁世凯终于掌握中央大权时,他发现自己一手造成的军阀割据状态,已经反过来威胁他的统治,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袁世凯祭出了从清末登上政治舞台后百试不爽的武器——“银弹”。

袁世凯曾对人说:“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他的北洋派系一度被反袁派骂做“黄金势力”。金钱收买是袁世凯对付国内大小军阀最重要的手段。据袁的亲信唐在礼回忆,对于掌握江苏的冯国璋、掌控两广的龙济光这样的北洋系大将,袁世凯出手极其大方,甚至一次给他们几十万的巨款。即便是一些不能掌握一省,但拥有一定地盘的小军阀,例如袁世凯的河南老乡张钫,袁世凯也愿意花几万大洋打点,以求他们的支持。

在袁世凯的“银弹”攻势下,国内的大小军阀纷纷对袁世凯拥戴有加,袁世凯在飘飘然之间,脑袋发热开始搞洪宪帝制。但是,当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之后,袁世凯试图派兵赴西南前线将其剿灭,却发现手下的大小军阀几乎是整齐划一地祭出了袁世凯当年葬送清廷时使用的“静坐法宝”,用袁世凯亲信幕僚王锡彤的话说,就是“兵不用命,将帅观望成败,不肯用力”。

袁世凯手下头等大将江苏将军冯国璋在1916年3月21日联合李纯、张勋、朱瑞等北洋系将领,发电要求袁世凯“速行取消帝制……对广西务勿用武力解决”。而时任奉天陆军第27师师长的张作霖,虽然几个月前还在给袁世凯的电报里保证“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内乱,虽刀锯斧钺加身,亦不稍有顾怯”,此时不但拒绝赴南方作战,反而借机指责奉天将军段芝贵亏空公款,以武力迫使段于4月19日逃离沈阳。

虽然袁世凯这位开启军阀时代的关键人物在1916年6月6日死于绝望,但是他的徒子徒孙们却已经可以熟练的运用“银弹”攻势和静坐战争的法宝。在护法战争中,孙中山面对南北军阀在除湖南以外的广阔战线上大搞“静坐”战争,只能哀叹“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实际上,南方军阀此时已经在皖系和直系的银弹攻势下全面妥协,孙中山作为陆海军大元帅,缺乏金钱也许是他最大的不足之一。但是银弹攻势用久了,总会有“审美疲劳”的问题,此时军阀的胃口越来越大。1919年徐世昌存上海搞南北议和,面对皖系徐树铮“与西南军界有接洽”,只能哀叹“牺牲金钱,亦无不可”,答应给军阀陆荣廷150万军费,并先付50万作为“订金”。到1922年孙中山从广东出兵北伐时,湖南省省长赵恒锡开出“同意南军假道北伐”的价码已经涨到了“子弹600万发、饷银200万元”,完全是一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嘴脸。

雇佣兵战争:依靠“银弹”而非炮弹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的军阀在几十年的混战中不断进行向对手抛射“银弹”呢?从战争历史的角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军队“雇佣兵化”的一个必然结果,类似的情况在西方历史上早已发生过,15世纪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地区的雇佣兵军队就是这样打仗的。

迈克尔-霍华德曾经将欧洲18世纪以前的战争,分为“骑士战争”“雇佣兵战争”和“商人战争”三个阶段,而对比中西方的军事发展,中国的整个军事体系因为受到强大的大一统国家体系影响,基本没有经历过这三个阶段,便直接跳跃到专业军人和革命战争的时代。这种跳跃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学习。不过,从晚清的湘淮军开始,中国的军事体系开始有了一点“雇佣兵战争”的萌芽,到军阀混战的20年代初期,中国的各个省份内都集聚了大批贫困破产的农民,以及各色胆大包天的土匪,他们无法从正常途径获得收入,只能加入军队,就像当时的歌谣所唱:“郎当兵,奠奈何,断口绝粮难过活,不当没下落。”陈独秀对此评价:“兵靠大帅以生活,大帅挟兵以横行,两相结合,遂造成中国之大患。”

而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开始通过兴办军校和出洋留学的方式培养大量青年军事人才。随着这个群体的扩大,他们也迫切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结成新的政治派系。部分军人变为军阀,掌握只属于自己的武装,他的亲属、同窗、乡党便迅速聚拢存他的身边,形成一个新军阀派系的上层建筑。而且,由于军阀间多少有些关系,战争很少会波及上层,最多就是个下野出国的结局。在直奉战争中,张学良还曾专门到天津拜会曹锟的四弟曹锐,安慰他:“四大爷,我跟三大爷打仗,外面乱,你别出去。”

但是,与军阀派系盘根锚节的关系相比,军官与基层士兵的关系,却十分脆弱。国民党元老朱执信就通过观察,发现底层士兵即便遭遇遣散,也会“留在解散的地方,等待下一次招补的机会”,对这些士兵而言,到底是为“张大帅”还是“李大帅”打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冲上前就可以发三个月的军饷”,而当战况稍有问题,他们就会选择开小差甚至集体叛逃到敌人一边。所以,对于军阀而言,私人军队变成了一种脆弱而昂贵的“不动产”,一个错误的决定就可能瞬间毁灭一支军队,再耍恢复起来必须耗费巨大的代价。

15世纪意大利的雇佣兵首领们,曾遭遇过与20世纪初中国军阀几乎完全相同的尴尬情况。而这二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将战争变得不那么血腥,更多依靠“银弹”而非炮弹进行战斗。而日,各派系军阀上层盘根错节的关系,也无形中为交战双方互射“银弹”,玩静坐战争创造了条件。以军阀混战年代兵祸最为严重的四川为例,这个省份从1911年到1931年所经历的战争超过470次,平均每月要打两次仗,时人纷传“川省一年三小仗”。按理说,连年战争必然造成川军兵源枯竭,但实际上,1911年四川仅有5个师,到1919年已经有12.2万名军人,到1926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30万。

而这30万军队中的各级军官,基本是来自保定军校或四川省内的四川陆军武备学堂、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四川陆军小学以及四川陆军官弁学堂,部分人员还有留学日本的经验。在漫长的军阀混战中,四川军阀以学派为号召,结成了多个军事派系,例如刘湘和杨森都毕业于陆军速成学堂,他们的同学号称“速成系”,而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刘文辉、邓锡侯和田颂尧则是“保定系”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李家钰所在的“军官系”“武备系”等,另外日本陆士等新派系也在酝酿之中。

但是,军阀混战年代,在“银弹”的攻击下,同学和师生关系是极其脆弱的,何况川军中还有其他依靠亲属和乡党关系结成的派系,比如刘文辉和刘湘这对叔侄,最初拼凑过“二刘合作”,而同为大邑人,却分属“速成系”和“武备系”的刘湘及刘成勋,也可以结成“大邑系”。因此,每一个军阀都是横跨几个派系,而每一个派系都在酝酿着决裂。

在1932年至1933年四川最后也最可怕的一场军阀大混战——“二刘大战”中,唱主角的就是刘湘和刘文辉这对叔侄冤家,但是在战争过程中,“保定系”的刘文辉、邓锡侯和田颂尧也在刘湘的“银弹”攻势下决裂,刘田二人关起成都城门打巷战,酿成惨烈的“省门之役”。

当欠饷成为惯例

此外,“银弹”能够在军阀混战年代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部分军阀都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经济体系,欠饷成为惯例。“无钱不聚兵”几乎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军事真理。1932年四川的《新新新闻》报道杨森所部官兵因为军饷由5元降至不足4元,“结果各旅士兵,纷纷逃离”。

但是,这种让基层士兵深恶痛绝的欠饷,对于上层的军阀而言,既是无奈之举,也是生财之道。1921年底,陈炯明向广东省议会报告:“是年全省总收入1388万余元,而支出却需3250万余元,收支相抵,不敷2352万余元。”因此陈向孙中山要求对驻两广正在计划北伐的军队大力裁军,以压缩军费开支。军费问题,最终成为陈炯明发动兵变的重要原因。而直系军阀曹锟,在担任三省巡阅使和总统时,命军需处长李彦青在给麾下的25个师发饷时,每个师克扣2万元。

不光是陆上的军阀没钱,海上的军阀同样没钱。1923年4月,驻上海的直系海军突然宣布独立,推举林建章为海军领袖,通电反对直系武力统一,主张联省自治。独立的沪队实际上开始接受皖系的指挥,这就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著名的“沪队独立”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皖系成功地分化了直系所掌控的海军,增强了对上海及周边水域的控制,确保了重要的鸦片走私航线,并一举夺取了“海筹”和“永绩”等舰。

皖系能够成功策动“沪队独立”,关键还在于“银弹”攻势。早在1921年,北京海军部职员就曾因欠饷一年而以全体总辞职相威胁。1922年海军又出动舰队抢劫淮盐公所,以充军饷。直系对海军军饷问题的长期漠视,导致从基层官兵到上层舰长,都心怀怨愤。而皖系在策反海军问题上出手大方。为了打点“海筹”和“永绩”的舰长许建廷和蒋斌,皖系派出曾担任“永健”号炮舰舰长的曾以鼎,送给许3万.蒋得到1.5万,另有1.7万发放给舰上军官。

但是,即便以“银弹”击倒了上层军官,但下层水兵并不一定跟随皖系。当“海筹”和“永绩”驶向吴淞口外时,舰上水兵曾群起围攻军官,要求军官解释此次行动的目的,军官则以“到沪后保证补发欠饷”求得了全体人员“无异议”。事后,皖系确实兑现承诺,先补发了海军“沪队”人员三个月的欠饷,其后又陆续一一补清所有欠饷。

军阀刮地皮的手段

既然军阀的部队因为普遍欠饷,在“银弹”面前无力反抗,那么“银弹”所需的庞大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就是地盘,有了地盘,就掌握地盘上的各种税负,就可以合法地勒索控制区域内的商人,甚至还可以依靠开银行和贩鸦片来挣钱。

先来说说税负。民国建立后,各地军阀最初倾向于接受清政府留下的税负体系,但是随着军费飙升,各地军阀便开始疯狂加税。以最善于抠钱的阎锡山为例,除了一股的印花税、烟酒公卖、产销和牌照税、关税和长芦盐运使盐税以及鸦片特税外,阎锡山的税务人员还在地方收取田赋、契税、牙税、屠宰税、畜税,甚至还有猪羊小肠税、邮寄包裹税、卷烟吸户税等。此外在田赋之上,还要加征军事差杂费。据研究者统计,1930年山西普通农民每月所受的盘剥大约相当于1897年农民的17倍,而阎锡山1924年的包税总数达700万,是1914年的足足4倍,但是到中原大战前后,连部分包税商人都被阎锡山的盘剥逼得破产,阎锡山只得暂时放弃包税制度,改为财政局稽收。虽然阎锡山聚敛有术,但由于他控制的区域远不如蒋介石掌握的江浙地区富庶,因此聚敛的财富远不及蒋。同在1930年,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直接军费超过3亿,其债务以外的财政收入在5亿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蒋介石的“银弹”战术大胜的基础,还在于稳固的经济体系。

除了一般税负之外,军阀还大量依靠开办银行、发行货币以及贩卖鸦片获取军费。上文提到海军“沪队独立”事件,事实上就与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的上海鸦片财源有关。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外国鸦片倾销江浙乃至整个华东华中的枢纽和中心,据说仅印度鸦片(印土)入关的税收,就足以负担3个师的军费,而同时期从上海进口或转运的还有伊朗来的“红土”以及从中国各地汇集而来的鸦片。这也难怪1924年9月直系军阀齐燮元和孙传芳会联合对卢永祥发起攻击,来争夺上海和整个江浙的控制权。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吞下“银弹”的军阀,把财产用在了什么地方呢?除了购买军火扩充军队外,军阀混战中大小军阀基本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拥有惊人的财产。例如上文提到的营锟四弟营锐,总管着曹锟在西方银行以假名开设的大笔秘密存款。1924年春节,曹锟的七弟曹镁向人发牢骚:“我们曹家现在就四哥(曹锐)手里钱最多,三哥(曹锟)虽当到总统,还不如他,大哥(曹镇)、五哥(曹钧)也各有千八百万,就是我穷,干了这些年,不过二三百万,四哥财产已过千万,还嫌不够?”可惜仅仅几个月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监禁曹锟,又将曹锐逮捕,希望他交出曹家的存款。但是因为冯玉祥名声不好,曹锐受惊过度,竟然吞鸦片自杀,以致营家的大笔存款白白便宜了洋人。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0: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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