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幸运而失落的“哲人王”

文 李冬君

王安石是中国文明的刺头,宋代新政新学的“思想共和”局面就是他用刺头挑开的。他有三不畏: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宋初社会,私学兴起,民间思想有了广阔天地。那时,士人有两条路,学而优则仕是一条官学之路,民间讲学则是一条私学之路。有些成就的士人,都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官学,另一条腿走私学,但不管在朝,还是在野,他们都要讲学,有一种讲学的使命感和情结。

宋人讲学,如先秦诸子争鸣、魏晋名士清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种新气象,那就是官学与私学,呈现了一种“共和”的思想氛围。

王安石是中国文明的刺头,宋代新政新学的“思想共和”局面就是他用刺头挑开的。他有三不畏: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有了这三条,天命、祖宗、人言,都破了,便破了中国文明的三大禁忌,标志宋人的思想,超越汉唐尊经注疏,直追先秦诸子了。

他讲经学,破了汉注唐疏的注疏之学;谈《洪范》,破了天人感应;作《易解》,破了象数之学。而他所立者,一言以蔽之曰:“义理”而已,开宋人讲“义理”之政治伦理哲学。

在中国思想史上,能于天人之际,确立大纲领,有三个时代:一是殷周之际,以文、武、周公为代表,确立天命观;一是春秋战国,由先秦诸子确立天道观;再有,就是宋代,王安石以义理开头,而由程朱确立天理。

天命观是必然性的,要顺应;天道观是规律性的,可以认识;天理观是主体性的,通过对自我的操作,以义理为尺度,将个人衡量到最小化,斗私损我以至于“无我”,实现天人合一,成就一个“义理”之人。

这三个时代,是思想者的大时代,而王安石,属于周公、孔子一流人物,是开时代思想先机的。正如陈亮所言,“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者,唯有王安石一人而已。在经学上,他推倒唐疏汉注,开出宋学义理一路,程朱理学从此出;在道德上,他推倒天命观、祖宗法、人言,追尊孟子,于心性上立大本大源,开出陆王心学一路;在政治上,他推倒汉唐帝王,直奔三代理想,欲以《周官新义》,托古改制,建立理想国家,启发了近代康梁变法。

因此,历史上,陆王心学同情他,程朱理学理解他。陆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称赞他:“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端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有人问朱熹:“万世之下,王临川当作何品评?”朱熹回答道:陆象山都说了,何待他人再说?但朱熹还是忍不住说了,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还有学术思想,程朱理学都是佩服的。王安石著《易解》,程颐便来推崇,说想治《易》学,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即可贯通。还说治《易》者有百余家,只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

朱熹接着说:“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须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易》是荆公旧作,却自好。《三经义》是后来作底,却不好。”《易解》是学术,朱熹佩服,便说好,而《三经义》是政治,为变法而作,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谈利就说不好。

程朱二人,若都说不好,不一定不好,若都说好,那便是真好。陆游说,邵雍欲以易学授程颐,而程先生拒绝了。

邵雍是易学大师,还是程颐的好友,都被程颐拒绝了,可见王安石的《易解》是真好,不是捧场。

何况二程“洛学”,苏东坡苏门的“蜀学”,王安石“新学”,皆为当时的显学,文人本就相轻,学者也要相争,程朱能弃门户之见而尊王安石的“新学”,实属难得。

王安石在江宁,陆游祖父陆佃来问学,大为叹服,自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之一日也”。于是,转向“新学”。

那时,淮河以南,兴的是胡瑗之学,自荆公江宁讲学以来,“新学”入淮南,学风为之一变,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令天下之士心向往之。

宋神宗对王安石说:当今天下人人乖异,如何以道德统一起来?卿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于是,王荆公以新政推广新学,他也有当哲学家王的冲动,想使天下之学定于一,而重建王官之学。能定于一者,就是以新学取士,以科举官学抽干私学源泉!

走在哲学家王的路上,王安石的新学失足了,他自以为有尚方宝剑,一柄是真理之剑,一柄是国家利益之剑,这两柄剑,都由王权来钦点,就无往而不胜。

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思想观点在生前就变了现,并与科举制结缘,成为朝廷政治录用的标准,连孔子都是在死了几百年之后,才成为素王的,而孟子直到宋代,才开始了升格运动,从子学上升到经学。朱熹也如此,闽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官学,有一个漫长的攀升过程,而且都是他死后的事情。此后数百年,没有人比王安石更幸运。

这样来看王安石,未免俗气,恐怕这也不是他的本意,可思想者一旦跟王权结合了,就身不由己,好比股票上市,大家都来买,买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市盈率,买出一个天大的市场预期,让经营者如何担待得起?

所以,后来北宋灭亡,有人就把这笔账都算在他头上,这当然是冤枉,一代王朝的预期,可以将他捧到天上去,也能把他摔到地狱里。总之,他失足了!在真理和国家利益面前,他失去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真理和国家利益,说到底,还是外在目的,其崇高毋庸置疑。

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属于我们自身,是个体自立的根本。当我们追求外在目标时,无论真理,还是国家利益,都勿忘反求诸己。求什么?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理也好,国家利益也罢,统统都会异化个体,绑架个体;当一种文化因真理和国家利益蒙蔽而丧失关注“个体”的能力时,真理和国家利益也会统统成为无源之水所开出的无根之花。

王安石就如此,他的新政是重商主义的国家主义,他只好用王朝的旧瓶,去装国家主义的新酒,用古老的周礼,去发酵重商主义的新义,在历史的转折处,被人泼了一身亡国的脏水,出局;他的新学依然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基石上,一个没有“个体主义”的“新学”,何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正如前文提到:“在中国历史上,世界性的影响难以显现出来,正是王安石对西方历史进程有影响的那一面,反而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异端,以至于我们要在向西方学习时,才能发现他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历史价值。”在中国这块农耕文化的土壤里,总是培育“国家与社会”的茂密丛林,而不滋生“个体”的大树。

正当全国州县学校,皆奉行王安石新学,程颐、程颢等学人,便以民间书院相抗衡。但以私学对抗官学,做一个民间思想者,并没有招来迫害,王安石是宽容的,真正的思想者,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坚决捍卫言论自由。

尽管王安石身上,有着强烈的哲学家王的冲动,也期望能以他的新学统一整个士林的思想,但他并没有禁止对手发言,更没有想过要剥夺对手的发言权,他的声音虽然一度覆盖了官学,但私学却成了对手的天下!回头想来,他当时意气风发,只管我行我素。他哪里知道,所谓官学,不过一时风光,如沙上聚塔,一推就倒了。

司马光复辟时,就没有思想者的雅量,不惜用了铁腕,除了将新政全部推翻,将新学也彻底扫荡。待新党蔡京之流重来,新政已沦为党争。这一回,程颐又被祸及,朝廷降旨,说他原系司马光荐引,同恶相济,属于奸党,宜下河南府收押,转送涪州编管,以示惩艾。奉旨依行。

王安石执政时,程颐也持不同政见,那时,他高枕无忧,依然讲学、办书院,批评新学、新政,可这次,他却成了被发配、被编管人员。宋代问罪官员,轻者谪居,重者安置,最重才是编管。编管,是在指定地点,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

御史中丞邢恕与程颐是至交,有人以为邢恕会救他,谁也没想到,那邢恕居然说道:“便斩颐万段,恕亦不救。”

邢恕这样表态,可见“人心惟危”了。

而当年“乌台诗案”,苏轼身陷囹圄,王安石虽被罢相,也上书神宗,要救他这位政敌。为政可以持不同政见,但做人要坚持共同道义。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0:51:28
上一篇:勃朗特三姐妹荒原上的柔韧之花
下一篇:“我的伤口是一曲探戈”
网友评论《王安石:幸运而失落的“哲人王”》
相关论文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