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全球霸主的烦恼 英国如何逼反美利坚

文 | 李思达

1763 年2 月,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坚持下,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巴黎和约》,正式结束战争状态,退出了七年战争。随着此项和约的签订,作为七年战争北美分战场的“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也同时落下了帷幕。英国成为最大的赢家:他们从法国人手里收获了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几乎所有殖民地,从西班牙人手里收获了佛罗里达。

对英国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制霸北美,更意味着在全球殖民扩张的竞赛中,英国夺得了最终的胜利。地处欧洲一隅,没来得及抢占先机,这些不利因素最终还是没有阻碍雄心勃勃的大不列颠,在打赢了这场被丘吉尔称为“第一次世界性战争”后,全球性“日不落帝国”已经隐隐在望,让无数英国人为之欢欣鼓舞。此刻英国人骄傲之情,就如作家霍勒斯· 沃波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所描述:“罗马人征服世界用了300 年,我们征服世界只经过三次战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罗马时代扩大了一倍。”

然而,英国人高兴得还是太早了。七年战争带来的喜悦还没有退去,大英帝国内部的危机就已经浮现。不过十几年工夫,北美再度易手,但这次并不是外敌入侵,而是祸起萧墙,在经过一场长达8 年的叛乱——或者按殖民地人民的说法——独立战争之后,昔日曾在“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中和母国同甘共苦,肩并肩作战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最终却向自己的母国举起了反旗,分道扬镳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善意的忽略:有心无力的殖民地政策

英国对北美的兴趣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584 年都铎王朝统治时期,一名叫作哈克卢特的牧师,就收集了大量北美的情报,以此为依据向伊丽莎白女王呈递的一份《论向西拓殖》的雄文,论证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可行和必要性。在文中,他列举了多达21 条的好处和必要性,比如能推广英国国教、替代英国某些危险行业、满足英国本土的匮乏、给“无所事事”者找到工作、建立对付西班牙的海军基地、增加王室收入、扩大海军,等等。整个英国社会对北美殖民的热情,也正是被哈克卢特的这份呈文所点燃,一发不可收拾。

而英国政府则从中看到了更多的好处:向当时殖民大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所不及的北美殖民,不仅可以获得对抗西班牙海外领地宝贵的基地,还能舒缓本土人口压力,开拓海外市场。在他们看来,一旦将本土人口迁移到北美定居,不仅能有效解决当时在英国国内广泛存在的城市贫困问题,还能为本土英国商品开拓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促使英国本土经济良性发展。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向北美殖民就被当作一项朝野达成共识的国策,被英国历朝历代所继承。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向北美殖民是大不列颠历代王室和政府国策,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政府却根本没有能力用国家意志来贯彻执行,只能采取一种被他们自吹为“善意的忽视”——实际上就是无力干涉,只是坐视殖民地自生自灭的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彼时英国国力弱小,实在无力在大西洋彼岸用武力征服和建立一个殖民帝国,因而只能采取商业和贸易手段方式运作:政府以国王的名义向股份公司乃至个人颁发特许状,授权这些冒险家自己在北美折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国本土的政局持续动荡:内战,护国公独裁、复辟,光荣革命等事件接踵而至,使得英政府的确没有余力来干涉北美事务,甚至直到光荣革命之后的1696 年,政局逐渐稳定下来的英国政府才得以有能力设立“贸易和殖民地事务部门委员会”,对北美殖民地事务进行更进一步的管理。此时,距离英国开始殖民北美已经过去了近百年。

在这种所谓“善意的忽略”政策下,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支持仅限于“ 严重关注”,甚至连负责防务的常备军都无力派驻,其中对北美殖民地有多大亏欠,就连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作为补偿,他们在政治上对殖民地给予宽容和优惠:和当时流行的做法不同,英属北美殖民地在法理上是和英国本土政府平级,都是直属国王的政治实体。而殖民地居民则享受和本土人民的一样政治待遇:享受一切英国国民所应有的公民权和豁免权,可以自由返回本土,而且所有北美建立的各个殖民地的臣民及其后代,也和英国本土出生的人一样是天然的英国公民(1606 年弗吉尼亚特许状、1632 年马里兰特许状)。到了后来,这项特权甚至扩展到进入新英格兰的非英国人,只要他们在入籍之后,就可以成为英国“忠良的臣民”。此时英国政府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在法律上不违背英国成例、在宗教上维持国教信仰、在政治上忠于王室而已。

忠诚的英属北美殖民地

如果单就表面来看,英属北美殖民地其实和当时大多数殖民地并没有什么两样,权力同样是掌握在宗主国本土政府之中。理论上,伦敦拥有控制北美殖民地各种权力,比如选派总督,任命参事会,设立海关和海事法庭,审查殖民地法令,等等。但由于现实中的种种障碍,英国实际上没有办法将这种权力付诸实践,只能转而谋求更加现实,也更容易达成的目标——保持北美对英国的商业依赖性和经济互补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 安德鲁斯在对比了当时英、法两国当时殖民政策之后指出的那样,英国殖民地政策一直“很少干预各殖民地的内部事务,对人口流动、政府援助及维护等方面的事情也很少关心”,而政府更大的兴趣,仅限于“对殖民地贸易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在国内各港口征收更重的关税。”

其实,对彼时的英国来说,这种对北美殖民地经济控制从严,政治控制上从宽的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除了前面提到的国力弱小、政治动荡的因素之外,技术上的难题也阻止了伦敦控制殖民地政治的企图:由于分处大西洋两侧,使得英国本土和殖民地之间的政令上传下达往往失去意义。1742 年,北卡罗来纳总督马修· 约翰逊向位于英国贸易委员会呈递了一份公文函件,结果直到4 年后的1746年,伦敦才收到这份公文;而1706 年伦敦对殖民地行使审查权,宣布取消了新罕布什尔议会通过的两项司法法令,但由于这一决定迟迟没有送到殖民地,使得这两项法令继续执行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和这些受到严重阻碍的政治控制努力相比,卡住劳动力短缺、缺乏制造业的殖民地经济命脉,对英国而言反而是一项更容易达成的任务。以1651 年颁布的《航海条例》为例,其基本原则主要为:

1. 同殖民地贸易,必须使用由殖民地或英国所建造和拥有的船只。船员至少有3/4 是英国或殖民地居民;

2. 将蔗糖、烟草、棉花、蓝靛、生姜及各种染料木作为“列举商品”,只能运往英国或其殖民地。如要运往他国,也必须先运往英国港口,纳税之后再转运他国;

3. 殖民地不得直接向他国购买货物,所购货物必须先运到英国,纳税之后再转运殖民地。

由于北美殖民地在初期缺乏造船和航运业,在海外贸易上不得不仰仗母国船只和航运,因而让伦敦在监管《航海条例》并没有什么技术难题,能够从容实施这些霸道的垄断条款。但十分有趣的是,虽然伦敦制定《航海条例》是为了本土,并未过多考虑北美殖民地的利益,但由于当时北美殖民地经济过于落后,这个《航海条例》反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保护伞:有了英国这个现成市场,北美殖民地烟草、蔗糖等主要的原材料产品丝毫不用担心销路,尤其是不用担心与国外同类商品的竞争则更是大获好评;初期缺乏本土工业的北美,也急迫需要从英国倾销而来的廉价工业品,正如亲英派主教查尔斯· 英格利(CharlesInglis)所说:“英国能够维护我们的商业和我们的海岸线,……当我们与英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项出口商品都可以得到补贴,英国还可以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充足地供应我们所需的商品……”而怀有这种感激之情的不仅仅是亲英派,就连后来的美国独立革命先驱,激进的反英人士詹姆斯· 奥蒂斯(James Otis)也在此时感叹:“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臣民,所拥有的权利足以使我们所有殖民地居民在同任何其他君主治下的臣民相比,生活都显得十分幸福。”

正是在这种政治宽松,经济蒸蒸日上环境下,整个北美殖民地都洋溢着对宗主国依恋和感激之情,人人都以自己是英国人而自豪。在独立战争之前的历次英国对外战争中,殖民地居民总是奋不顾身,在北美这个侧面战场上配合宗主国英勇奋战,表现出极大的忠贞: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英国正规军和殖民地民兵协同作战,在1710 年夺取了罗亚尔港;在随后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新英格兰的民兵以灵活的游击战术让法军大吃苦头,于1745 年6 月攻占了法属北美重镇路易斯堡(后交还法国);而1753 年5 月28 日,为了对抗法国在俄亥俄地区的扩张,在年轻的指挥官乔治· 华盛顿指挥下,弗吉尼亚民兵和法军交火,击毙10 名法军,俘虏20 人,从而打响了与“法国及印第安人战争”的一枪。

从衷心拥护到不共戴天

远在七年战争爆发之前的1747年,瑞典学者彼得· 卡尔姆(PeterKalm)访问北美,在考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之后,他做出一个惊悚的预言:英属殖民地将在30 到50 年之内独立,唯一能够阻止其独立的,在于法国等强敌的威胁,只要殖民地居民不能有效解决法国入侵的危险,他们就不会切断和宗主国的联系。

对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恐怕再没有什么疯话能比卡尔姆这个预言要更加愚蠢的了,只要看看七年战争之后的北美形势就会发现,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好得蜜里调油,完全没有任何可能将两者分开:战争结束之时,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英国获得了大片土地,北美殖民地也从中获得了繁荣。在战争中,首相威廉· 皮特不仅给北美派去的数以万计的英军,还从帝国财政中划拨了巨额资金投入北美殖民地;另一方面,在战争中产生的大批后勤、军需和服务订单,也给北美商家带来了巨大商机,让其大发战争财。到了战后,虽然经济有所波动,但是由于欧洲农作物价格上涨,使得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整体形势依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切都让当地居民觉得富足和喜悦,也让他们更加坚定认为,自己是“英王臣民”或“英国人”。但就是在这种看似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北美殖民地和宗主国在短短十几年里就反目成仇,从昔日忠实臣民和战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和反贼。卡尔姆的预言,最终一语成谶,不得不让人佩服其先见之明。

为什么北美殖民地会最终如此决绝地举起反旗?这固然和战后英国实行的一系列“新殖民地政策”激怒了北美人民,逼得他们走上反抗之路有关。那么人们自然会设想:如果英国实行了更加稳妥、更加温和的政策,是不是就能让北美人民不那么抗拒,最终像加拿大一样留在大英帝国之内?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卡尔姆预言存在的本身是回答——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卡尔姆看出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敢在30 年前就做出美国必将独立的预言。换言之,北美殖民地和英国之间分裂的种子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埋下,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某些政策导致的突然事件,而是一种发展的必然。

七年战争胜利后的英国,第一次成了世界的霸主。然而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动,英国疆域的扩张,更多复杂棘手的问题也摆在了英国人面前。如何保卫和治理辽阔的新领土?如何应对欧洲诸国可能的挑战?英国人意识到,随着英国地位从霸权挑战者变成霸权拥有者,势必要在整个国策上做大幅度调整,以适应角色的转换。从这个角度来看,殖民地政策的调整只是整个英国政策全面改弦易辙的一部分,况且英国也早就发现,过去那种松散缺乏权威的殖民地政策也已经对其全球战略形成了阻碍,尤其是在七年战争之中,英国政府就恼怒地发现:北美殖民地商人一直在向敌对的法属北美走私,向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可见由于缺少宗主国政治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北美殖民地的自行其是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因此,当乔治· 格伦维尔出任首相,正式出台让整个英国殖民地政策大转型的“新殖民地政策”时,首当其冲就是想解决北美日益猖獗的走私问题,其次才是系统调整宗主国和北美之间的财政、土地和驻军问题。

按传统说法,英国在北美开征税收,是为了将“七年战争”中产生的巨额债务转嫁给北美殖民地。诚然,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国债已经高达1.35亿英镑,还需为北美防务每年支出20万英镑,正是这种沉重的经济压力下,英政府密集地推出了《糖税法》(1764年4 月)、《印花税法》(1765 年3 月)、《汤森税法》(1767 年6 月)、《茶叶法》(1770 年1 月)、《茶叶条例》(1773 年5月)等诸多税法,希望补贴财政。但站在英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对北美征税则是天经地义的,既然北美殖民地人从法理上是、也自认为是英国臣民,那么他们理应共同为大英帝国分担财政压力。更何况英政府的债务中,有一部原本就是英军在北美作战的军费开支,这部分费用理应由殖民地居民支付。另一方面,英政府在制定税额之时也没有漫天要价,比如1767 年6 月通过《汤森税法》,实际摊派下来只有人均4 便士,对北美人民并没有构成实际负担;而在《糖税法》中,英政府实际上是将糖浆、糖蜜输入殖民地关税从每磅6 便士调低到了3 便士,只是因为以前的税法一直没有认真执行,所以像是增加了额外税收。其实,在“新殖民地政策”执行期间,北美经济一直没有停止发展,转嫁经济负担的说法,并不能成立。此外,英国调整税法的还有一个重大意图,那就是杜绝走私,规范殖民地财政收入:由于《汤森税法》取消了海关法庭中由殖民地当地民众组成的陪审团,使得走私商人无法靠博取当地民众的同情而得到赦免,因此,在其颁布一年之内,北美海关年平均税额就从2000 英镑激增到了30000 英镑。过去英国海关因为走私而遭受了多大损失,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美土地问题相关法案也是如此。在英国政府眼中,这些法令法规都有着充足的理由,但在殖民地居民眼中却是不折不扣的暴政。1763 年《巴黎和约》签订后,英国立即以国王的名义,禁止北美移民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建立新的居民点。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为了结束战争,避免过度刺激法国和印第安人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也是调整加拿大和北美13 个殖民地关系必要措施之一。但却遭到了许多北美人士的激烈反对,其中就有美国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当时他并没有直接站出来说不,而是凭借自己良好的人缘和上层关系,以貌似忠心耿耿的态度游说英国政府,提出开放西部可以强化北美对英国依赖,因为如果将殖民地人民限定在东海岸,由于没有足够土地从事农业,因此这些人只能转向制造业,从长远来看,这将削弱北美对英国本土的依赖,不利于英国长远利益。但在这些美妙的说辞下面,富兰克林有着不足为人道的动机:他积极参与了对西部土地的投机活动,一旦禁令实施,他和很多人都会血本无归。而这个案例也恰恰反映出了当时英国和北美之间一些对立问题的根源:英国难道真的就想止步阿巴拉契亚山,不考虑向西继续前进,进而蚕食整个美洲大陆吗?当然不是,只是出于全球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她需要时间来缓冲和消化七年战争中取得的成果而已。而北美殖民地人民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完全不能理解英国的这种需要,乃至于认为英国压制北美实施暴政,干涉和欺压殖民地人民。

驻军问题也相当类似,在英国看来,虽然七年战争结束,但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并未消除,为了确保殖民地安全,非常有必要在北美驻扎常备军以供防务需要。本土政府向殖民地提供军队保护,要求殖民地共同承担防务责任,在英国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当《驻军条例》公布,当地人民发现要北美驻军提供兵营和其他军需物质,还要每年负担20万英镑军费之时立刻群起而攻之:在整个七年战争之中,英军的开销都是由本土政府支付,现在殖民地人民已经看不到法国的威胁,维持这么大规模的军队到底有何必要?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驻北美英军其实是来镇压当地民众的阴谋论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北美大陆。

改革来得太晚的悲剧

在“新殖民地政策”出台后,北美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类似的龃龉一直不断,并且愈演愈烈。税收、土地和军队只是其中焦点问题而已。实际上,在1764 年之后,英国政府出台的各项措施,不管是否正当,有无道理,在北美都是一边倒地被抵制抗议,屡屡碰壁。而这反过来也刺激了英国本土政府,让其对北美民众忠诚产生了极大的怀疑。1766 年,由于北美民众的激烈反对,《印花税法》被迫取消之后,英国朝野已有不少人公开表示取消此法是个错误,对北美无限让步,最终只会催生得寸进尺的“暴民”,必须对北美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正是在这种不断加深的矛盾之下,殖民地和宗主国越走越远,最终爆发战争。

其实,从英国自身的角度来看,推行“新殖民地政策”,理顺帝国内部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对,唯一错误的就是改革来得太晚,他们意识到问题时已经太迟。在1763 年以前,英国对殖民地管理的宽松和混乱,已经让北美获得了足够自主发展的空间,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自成一体。尤其是他们将自己看成与英国本土完全平等的自由公民之时,就已经不可能接受母国以强化控制为目的的政策调整了。正如当时英军司令托马斯·盖奇所说:“问题不是《印花税法》不合时宜,也不在于殖民地居民没有能力支付税额,而是它不合宪法,违反了他们的权利。”

1763 年之后,当英国成为全球新霸那一刻起,其战略目标也从原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转为谋求全球范围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制霸。为了调动资源,英国势必要在帝国全境内加强统治,规范秩序,加强有效控制,从大英帝国整体全球战略的高度来处理和考虑殖民地问题。而对于北美殖民地居民来说,长期享受自由自治的他们,没有全球制霸的这种“高帅富”需求,只想在“善意的忽略”中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关注和重视的也是自己的权利,对任何损害其“自由”的举措都要加以抵制。而且经过了长期发展,他们也的确有抵制的实力。这么一来,殖民地和宗主国反目成仇,最终也就难以避免了。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0: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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