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善意的“善改”

文王月

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日本人在城市建设和规划管理上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借鉴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规划设计、仿造巴黎建造、亚洲首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城市……日伪的目的很明确:中国东北已是“日本国土”,要永久霸占,必须有大量移民,而现代化的城市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是吸引移民的必要条件。

畸形的“田园城市”

对于中国的城市,日本人有着自己的“规划”。1937年12月,驻留上海的日本陆海军就已经要求日本内务省,向上海派遣土木技术工程师。翌年,日本派来的包括港湾、城市规划在内的12名专家来到上海,一个《大上海都市计划》就诞生了。其后日本占领了上海租界,计划又发展成彻底改造上海市中心的方案。

为了形成纪念性的城市轴线,他们选择彻底改造北至南京路、西至跑马场的浦西英租界,拆除所有的现存建筑,全部修成巨大的板式高层建筑。巨大的轴线穿越黄浦江到达浦东地区,在两岸创造两个象征性的中心:浦西是“帝国”的行政中心,浦东则是一组纪念性建筑——“日华慰灵塔”。这种格局,正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独裁形象。不过,这一规划由于抗日战争的结束而停留于图纸之上。

在当时的中国,另一个著名的城市是长春。“大屋顶,两排树。圆广场,小别墅”,就是当时长春人对伪满时期长春市容的鲜明记忆。

对于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日本人也是可谓“花了大力气“来建设:这是当时的中国第一座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的城市,唯一的一座仿照外国首都(巴黎、堪培拉)建造的城市,亚洲第一个全面实施冲水式厕所的城市,甚至比日本东京还更先进。

长春的规划建设,还借鉴了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整个长春将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规划中,到1942年,长春人均占有绿地2272平方米,超过华盛顿1倍,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5倍,为世界大城市之冠!

花了这样大的力气,日本人的目的很明确:吸引日本民众移居东北。对于日本而言,东北是“国土”,要永久霸占。想要长期占领,必须有大量的移民。而要让日本民众离开家园前来东北这块陌生的土地定居,就必须提供现代化的城市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但实际上,东北的城市当时是严重畸形的。以长春为例,为日本人提供的一级居住区每平方公里为04万人,各种配套十分先进齐全;为中国人设计的居住区却是每平方公里l.2万人,基本就是原来的老城区加上日本人修的两条大马路。

受日本人居住区环境好、档次高的吸引,来东北的日本移民数量急剧增长至l4万。而长春总人口也达到121.7万人,超过东京(都市区),号称“亚洲第一大都市”。

但是,这里也是反抗日军侵略最激烈的城市。沦陷14年间,长春工人和学生从未停止过抗争,少则几十、上百,多则几百、上千人参加罢工、罢课。有一次,长春地下党组织3000多名榨油工人举行总罢工,被当局惊称为伪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罢工。

长春市民因地制宜,还采取了各种方式反抗日本的侵略。

1937年,工商业者张泽多决定,在“新京”市(即长春)内开办一个酱油作坊。当时开作坊都被要求必须冠以“新京”“国都”的字样,但张泽多不理那一套,硬是把作坊起名为“长春酱园”,就是要以“酱”寓“倔犟”,以“园”唤家园,表达内心深处对家乡故园的怀念和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气节。而曾任吉林省高等顾问的王西秋,伪满成立后,有人请他出山为官,遭到他严词拒绝:“我不能忘记自己已是亡国奴了,我的良心告诉我,誓死不能当汉奸!”后来为了避免日本人的纠缠,他干脆回老家农安县隐居。

1940年以后,长春民众自发的反满抗日活动更是此起彼伏:1942年冬,市内出现大量宣传反满抗日的传单和漫画;1943年秋,关东军宽城子仓库被长春人烧毁,大火足足烧了一天两夜;1944年冬,市内两名夜间巡逻的日本警察先后被杀死……

“经济犯”和“勤劳奉公”

同伪“田园城市”的好景并不长。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当局缺乏财力和人力,长春…些在建的公园被迫停止建设。1943年,为了节省原料,又将大量正在建设中的建筑全部停下来,城市里就出现了大量半截子工程。又由于缺乏汽油,满街跑的公交汽车陷入瘫痪,伪满当局只好变更规划,重新发展电车运输——本来,为了美观,长春的规划是市内不发展电车,以公共汽车为主——甚至还提出过建设地下铁路的设想。

长春不复美好,是因为“一切服从战争需要”。日本战局吃紧,就顾不卜“形象工程”了。原来的城市规划随意改变,后来的修建飞机场,建设重工业企业,目的就是加速掠夺东北资源。

彼时,煤铁运往日本,粮食也要运往日本,满洲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其中一半都要作为军事用粮和对日出口。每年关东军征完粮,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当时便实行配给制。当局规定中国人不允许运输、食用大米、白面,违者按照“经济犯”治罪。

那时,柳春在大连读书,她回忆道,大米是专门配给日本人吃的,中国人只能吃苞谷和高粱米。那时她的小妹妹刚出生,因为粮食不够,营养不良,母亲的奶水很少,便让柳春回旅顺老家一趟弄些口粮。

柳春心想自已是学生,还穿着日本学校的水手服,捎带点粮食应该没问题。她把粮食缝在一个长筒袋子里缠在腰上,藏在裙子里,但最后还是给车站的乘警搜了出来,认为她是“走私犯”“经济犯”。柳春解释说是因为小妹妹没有奶吃,对方也不听,还打了她两个耳光。柳眷只好哭着跑回家。把在学校里吃的“日之丸”留一点带回去给小妹妹吃,但小妹妹还是因为营养不够而夭折了。

“日之丸”,就是一大盒白米饭,没有菜,饭正中间放一颗酸红梅,象征日本国旗。学校的规矩是每周都要吃一顿,就是让中国学生吃了这一顿饭而不忘日本天皇,不忘所谓的“大和精神”。饭前要“静坐,低头祈祷,保佑天皇,保佑日军打胜仗”。柳春回忆说,他们班里的中国同学都在心中骂日本人,偷偷诅咒“小日本快完蛋吧”。

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有两门课:日语和“国民道德”。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国民道德”也就是奴化教育。不过到了战争后期,更重要的是军训课。军训课合格的,入伍就有军衔。这实际就是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军事后备力量当“炮灰”。于是,学生们就整天在训练场或田野上摸爬滚打,接受各种军事训练,未达到要求,回校后就集体罚跪在操场上,经常有学生连饿带累休克。

再后来,又有了“勤劳奉公”。这就是强迫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成了战时的“劳动军”,为其侵略战争效劳。一、二年级常被强行停课,去修战备路,到日本开拓团挖沟修渠,干农活等。三、四年级就挖防空洞,修建军事设备工程。

“勤劳奉公”并不限于学生。事实上,除被征兵者以外的青壮年劳力,都要以“勤劳奉公”名义无偿为日满的工矿、军事工程劳动。强征的劳工按户籍摊派,不限于汉族平民,满洲人聚居地区也不能幸免。在这场对中国人劳动力的掠夺中,饿死、累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

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残暴统治,连满族人也无法忍受,要起来“造反”。爱新觉罗·宪东,是川岛芳子的弟弟,末代肃亲王善耆的小儿子,就毅然加入了东北抗日地下组织,并且在满清贵族之中发展出…个规模惊人人的情报网。

而东北的青年学生,更是将伪满洲国的总理府变成了东北抗日情报联络点——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是“东北青年救亡会”的重要成员。他利用自己的住所为党组织藏匿进步书刊和秘密文件、抄写情报、提供开会场所等,还借父亲的关系在一些要害部门安插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另一方面,他还利用父亲的特殊地位,刺探到火量一般人无法得到情报:伪满公路的分布和扩建情况;伪满大汉奸和“宪特”的名单;长春市区要图……

封锁

张爱玲的上海,停留在沦陷时期。从她公寓的窗口望出去,那个旧上海似乎总是井井有条,不慌不乱的。十字街口永远是热热闹闹的,电车是按时收班的,公寓里的生活,有小孩子嬉笑打闹,要买菜做饭,耍读报会客。张爱玲跟大汉奸胡兰成谈起了恋爱,很多人都为她惋惜。在当时的上海,作家都在写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沦陷区苦难生活,只有张爱玲在无政治意识地写公寓生活,实在是异数。

“封锁”,是张爱玲一篇小说的名字,写的是“封锁”导致的一场电车上虚幻的爱,还挺浪漫的。但当时上海人眼中的“封锁”,是恐怖的。一旦出事,日军就封锁出事地点,实行军事戒严,大肆搜捕,不少仁人志士死于其中。普通老百姓一旦碰上被封锁了,就是成天都在封锁中,哪儿也去不了,甚至有五天五夜不许进人进车,生活自是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孩子病了,要出去看医生,结果封锁了足足4个小时,孩子就死掉了。1941年除夕,沪西愚园路发生日宪兵被击事件,日军在这一地区封锁了7天7夜进行搜查,适逢天冷下雪,冻死饿死了许多中国人,出现了难产孕妇无法送医院致死的情况。

但封锁时,日侨一律是通行无阻。当时的上海,日本人不少,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曰军掠夺了许多中国人的工厂、企业,叉增设了许多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公司、商行、机关。从中国掠夺的能源和物资,可以给日本雇工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大批日侨便举家来到上海。到后来,整个虹口尽是日侨和日本商店、公司,街上一片木屐声。中国小贩则以日本话叫卖。

日本占领了上海,加强了对上海社会的控制:颁布了《上海市大道政府警察局违警暂行处罚条文》。该条文规定了很多不能做的事:人烟稠密处,不能燃放烟花;公共场所不能高声放歌,不能横卧;夜间不许无故喧哗;不许随意便溺,不许乱倒垃圾;不准乱贴春药、堕胎药的小广告……违者罚款或拘留。这些条款相当细致,以往在道德层面的要求,现在都成了法规。

日伪政府在上海的统治相当严酷,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非常不易。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不断上涨,为了养活自己,很多中国人只好去日本的工厂做工。但是,日侨可以吃白米饭、饮日本酒,中国工人就只有吃着像牛马料一样的饭菜。

上海有名的杨树浦发电厂,中国工人为了要求改善生活,数度举行罢工,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立即以刺刀强迫工人劳动;在松下电气工厂和木代造船厂,都发生过中国女工因小便超过了时间便遭日本工头毒打的事情。

对此,工人以罢工来进行反抗,此起彼伏,甚至连上海邮电、自来水厂和电车这些服务公共事业的工人也要掀起大规模的罢工。1939年,日伪特务在租界制造了18起恐怖案,打死多名爱国人士。在日本占领的虹口又发生3起出租车司机被杀害事件。于是,全市40多家出租汽车公司,便一起罢工,“拒驶虹口”。他们为被害司机举行大出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暴行。

后来,日本加紧利用上海工业基础,竭力扩大军工生产,工人们的反抗就是“磨洋工”,出工不出力,还故意制造各种“事故”:棉纺厂的工人暗中将肥皂头、山芋皮丢进传动皮带,使其打滑;发电厂工人故意不去修设备,导致发电量下降;机器厂工人故意违反工艺规程,造成塑件有砂眼,不能用;江南造船所建造一艘日军急需的轮渡,工人暗中做了手脚,导致船一下水,龙筋弯曲,船体变形、渗水,日本人只好把它拖进船坞重新返工……生意

生意

沦陷时期的生意,真是不好做。海一个五金店店员颜滨在日记中写道,“本号的货物因受统制的影响,生意清淡得可怜,尤其是这几天几乎是完全停顿了。所以,我们除了吃饭之外,简直毫无别事,因此无聊之极!”

但是,要维持生活,必须要做点事——当时因为日本大肆掠夺,经济环境恶劣。一旦失业,人就要马上陷入绝境,甚至妻离子散。颜滨写道,他的堂兄仁佑失业后沉迷于赌博,家破人亡,最后失踪,生死不明,妻子给人家做奶妈,老娘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回了乡下,生活无着。而他的姐夫“启昌兄在做的永盛薄荷公司准备在月底解散了,他家三人(爹爹、四阿哥及启昌兄)俱将因此失业,真所谓要坐吃山空。”

统制,也就是日本推行的“强制性干预”和“管制”经济的体制,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特殊会社”,垄断经营,又经常对市场进行行政干预。1943年,日本棉布统制会受日军委托,实施“棉布紧急统制”,封闭上海仓库。中国人所存的棉布,一夜之间顿成乌有,损失之大,难以计算,有的资本家甚至要自杀,但是日商却可用各种名目从仓库中提取棉布。

垄断之外,也要掠夺。虹口地区的曰侨,大多都是强占的中国居民的房屋——如果是空屋就直接破门而入,如果有人住就让军队先赶走住户。新大祥布店变成“森永糖果店”,中国银行改建为“东洋食堂”,原新中央电影院,改为“银映座”,不准中国人入内。

日本人有钱,那就做日本人的生意。苏州菜馆倒是深谙此道。沦陷时期,餐饮生意并不好做。日军大肆搜刮,导致各种民生用品物价飞涨;曰伪政府从乡村收不到税(因为有游击队),便想办法从城市收更多税,这便有筵席捐、旅馆捐等的产生,筵席捐甚至还要使用累进税制,普遍在15—40%之间,高得吓人。菜馆直接把增加的成本转嫁到菜单上,利润甚至要超过50%。价钱如此之高,但是在苏州,菜馆生意却很兴隆。哪怕后来菜馆职工公会成立,也从来没有闹过罢工或者要加薪,可见生活确实过得不错。对此《江苏日报》都大惑不解,发文质疑。其实很简单。菜馆全都开到景德路了,那边是日伪政府机关的所在地,日本人多。

原本统治苏州餐饮的,是徽莱,因为徽商多。但在抗战后期,上海菜馆大量出现,这是因为同是沦陷区,苏州物价较上海便宜,又还算安宁,很多上海人就移居苏州。北京莱馆也出现了,四川菜也传入了,但徽莱只剩一家——因为徽商的生意,早就做不下去了。

后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日伪政府只好缩减开支,实施节约生活政策,高级菜馆要改为平民食堂。哪怕物价急剧攀升,莱馆只能按限价销售——这是日伪政府的强制规定。

按规定,粮、油、盐、棉等物资都属限价物资。日伪为加强经济掠夺,一边滥发纸币,又要限价,把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商人。商人们为了谋求生存,便开始反抗日伪掠夺性的物资统制体系。

你限价,我就提价,这是最直接的抗争办法。提价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只将小众、瑕疵的商品摆放在柜面出售,应付限价,而将紧缺、上等物品用于暗盘交易,比如米店公开出售的只有配给米和不在限价之列的面粉和杂粮,前者质量太差,后者非南方入主食,所以店面表面看起来营业清淡,实际上私下交易非常火爆。

另一种方法,就是以口头报价或隐藏标签的方式暗中抬价。限价的政策,要求将商品的最高限价公示于众,店里必须要悬挂标签。但商家就要么把标签挂在不显眼处,要么就发明了另一套计价体系,完全不按限价来卖。

不过,相比此前江南十多万农民举行暴动消灭日伪军的征粮队,商家的抵抗还是比较消极而且隐晦,但很快就转化为积极的行动了。原本只做黑市和走私的各路摊贩,大胆将摊位摆到街头巷尾,还大规模进军市内大商场,他们以哄抬物价的办法来反抗限价,令日伪政府防不胜防,取缔了很多次,紧接着又有摊贩加入进来,抓都抓不完。最后,限价政策名存实亡。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0: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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