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伊基克,为何有20万太平军后裔?

文 泓景

在伊基克,超过20万人有华人的血统,他们竟然是当年太平军的后裔。只是,清代的太平军,怎么会远涉重洋,跑到遥远的南美大陆去了呢?

去年4月2日,一场8.2级强震袭击了智利城市伊基克。这座城市位于阿塔卡马沙漠北部的关塔哈亚山麓的一个半岛上,是智利北部太平洋岸港市,塔拉帕卡第一大区和伊基克省首府,距首都圣地亚哥1800公里。

难以置信的是,伊基克与中国有着极深的渊源。这里不仅拥有南美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还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华人天堂”,将近1/4的当地人口拥有华人血统,华商是商业中的重要角色。

在伊基克,处处可见中国面孔的影子,虽然由于长期混血,已与纯种华人有所区别。但中华痕迹还是不少:如当地人称弟弟为“塞罗”(细佬),把儿子叫“崽”,女儿叫阿米(阿妹)等。又比如,当地语言中餐馆叫“其发”(广东话吃饭).馄饨被称为“完蛋”(浙江话馄饨)。祭祀祖先时,许多伊基克人也同智利土著有明显不同,他们会祭祀祖先的牌位,早期的直接用汉字书写,现在的牌位也有用西班牙语书写的。

更有意思的是,有华人血统的伊基克人会过一个叫“包巾节”的节日,这也揭示了他们的由来:每到7月的某一天,伊基克华人就带上各种颜色的头巾,这样的做法是仿效他们的祖先——当年的太平军。

在伊基克,超过20万人有华人的血统,他们正是当年太平军的后裔。1999年建成的一家伊基克博物馆,还收藏着那些远赴南美大陆的太平军人使用过的三角旗。

清代的太平军,怎么会远涉重洋,跑到遥远的南美大陆去了呢?

太平军残部的隐秘去处:避走海外

1948年,首批同盟会会员、曾在1918年参与护法运动的政治家冯自由,出版了一本书籍《革命逸史》。此书是他自己根据香潜《中国日报》及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等编写的。

冯自由曾亲历辛亥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史上的关键人物都非常熟悉,这本《革命逸事》也被认为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书中在讲述洪门(又名天地会)之源流及派别渊源时,不经意提到这样一句话:“其后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陈金刚诸部将亦多远赴美洲,重张旗鼓。”

这句话不经透露出太平军残部一个鲜为人知的行踪,也为不少史学研究者所关注。

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学者罗尔纲教授也曾提过,天京沦陷后,太平军中人确实多有走避海外。这里说的海外,泛指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南亚、美国等地,当时都是清政府鞭长奠及的地方。

1947年出版的《上海洪声》月刊,在其创刊号也透露,“失败之后,起义之洪门弟兄,不能容身于国内,于是数万弟兄赴美洲,平南王黄德滋率领数万弟兄赴澳洲(平南王建立之洪门会所,尚存于澳洲大金山).黄仲涵之父率领数万弟兄赴爪哇,其余多赴南洋各地,从事开发工作。”

那么,究竟有哪些太平军出奔美洲?他们在一个陌生国度又是如何安身立命?这留下的一个个问号,勾起了不少国人的兴趣。

沦为“契约矿工”

1864年年初,进入第13个年头的太平天国已然有了摇摇欲坠的迹象。当年1月,江苏的淮军在枫泾击败太平军,嘉善、平湖、乍浦和海盐的太平军全部投降,拉开了太平军全线败退的序幕。

六月,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逝于天京,终年五十岁。几个月后,曾国荃的湘军便一鼓作气攻破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寅告结束,“天京”也被改名换姓,由曾国藩改回江宁。

就在闽粤沿海一带,一支太平军余部从福建漳州突围而出,慌不择路,向西逃窜。一路上,清廷的湘、淮两路大军紧追不舍;沿途的督署团练设伏打围,迎头出击。数万太平军且战且退,一路上损兵折将,犹如丧家之犬,苦不堪言。

这支部队曾经是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麾下的一支虎狼之师。漳州城沦陷后,军帅翁德容带残部突围而出,却既不见援军,也不知侍王李世贤身在何方,一路疲于奔命。

留下来继续抗清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到处都在剿杀太平军残部。在这种情形下,不少流亡的太平军便想到逃去清廷的法外之地。

香港因毗邻广东,是出亡的理想落脚点和桥头堡。曾担任清朝水军司令官的森王侯裕田,就曾经以开设商铺为掩护,暗运军火粮食接济太平军漳州余部;琅王洪绍允初以贩卖咸鱼为业,后来当上了警察,而后在九龙红磡开设广济堂药店。

还有个出路,就是去当“猪崽”,即到国外当“契约矿工”。这支太平军余部中约一万多人选择了这条生路。他们带着自己的亲属家眷,坐了几个月的船,被运到南美一个地方当起了硝石矿工。

这个地方,正是前文提到的智利伊基克。伊基克所属塔拉帕卡大区,该区原属于秘鲁。这是一座被沙漠和海水包围的城市,它的另一个外号叫做“旱城”,西临太平洋,东靠阿卡塔马沙漠,海拔5000多米的安第斯山脉成为了伊基克和周边国家玻利维亚、阿根廷以及巴拉圭交通往来的巨大障碍。这座城市显然并不是柳暗花明的世外桃源。

异国土地上的二次“起义”

劳工生活并不容易。当时南美各地的许多矿上充满了折磨和压榨,不少苦役病死,甚至有人选择自杀。

对于逃亡至此的太平军,劳工的生活更是非人的。每天要千苦役14个小时以上,时常忍饥挨饿的同时还要忍受矿主无故的打骂和虐待,一切就要逼至崩溃的临界点。

终于,他们的命运在1866年迎来转折。这一年,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为争夺南太平洋沿岸阿塔卡马沙漠硝石资源与鸟粪产地摩擦不断,战争一触即发。混乱中,不堪折磨的太平军们酝酿着发动起义。

伊基克地区正处在秘鲁、玻利维亚、智利三国交界地带,长期以来,为了争夺丰富的矿产资源,秘鲁和玻利维亚结成盟友,与智利之间的征战不断。

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混乱之中,这批太平军获得了机会。1867年3月,伊基克的数千名太平军,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发动了人生中的“第二次起义”。有过实战经验的他们很快就抢夺了枪炮,活捉了来不及逃走的洋人矿监,占领了整座矿山。

起义者推举湖南人翁德容和广东人陈永碌为领袖,以太平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了整编。由于担心秘鲁军队卷土重来,翁德容当即排兵布阵,命令陈永碌赶快收集所有缴获的枪弹,带领一千人快速下山,靠近伊基克镇,阻击来犯之敌,只准佯攻,且战且退,只留下两老弱病残的太平军镇守矿区后方大营。自己则带着五千将士拿着铁锹钢钎,备足碎石,埋伏在山谷两边的森林之中。

不久,山外枪声一片,秘鲁数千人马气势汹汹地扑过来。等他们全部进入山谷,翁德容一声令下,碎石就像雨点一样砸向敌阵,打得他们猝不及防,一个个丢盔弃甲。这时,陈永碌又带着人马回戈一击,山谷两边事先埋伏下的将士们猛然扑向敌阵。一时间,秘鲁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翁德容带着数千将士乘胜追击,打死两名秘鲁军中的将领。

这一仗下来,据说,秘鲁方面的2000印第安雇佣军被生擒,同时缴获长枪1000多支、火炮2门,太平军的三角旗插在了大洋彼岸的异国土地之上。

事后,太平军接洽上智利军队的司令西拉皮佐将军,表示愿意帮助智利对付秘鲁和玻利维亚军队。西拉皮佐听说伊基克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事件后,喜出望外,连忙上报智利政府,并派人带来了智利总统的亲笔信,承诺给予所有的太平军将士及其家属以智利国籍,并表示战争结束后将伊基克交给太平军和他们的家属管理。

这封信让这支太平军看到了希望,命运就此改变。

伏击战一战成名

西拉皮佐将军任命翁德容为少校,陈永碌为上尉,将太平军武装成智利第6边境纵队“褐衣军”,让他们协同智利军在秘鲁塔拉帕卡省的作战,配合智利军队在港口登陆,占领莫克瓜,一同攻取伊基克市。

1868年,“褐衣军”按智利军队的要求展开军事行动。不过,他们没有按照当时智利军事顾问的要求按西方军队的编制进行改编,而是采用太平军之前的方式建立了两个军,并设立师帅、旅帅、两司马等太平军官职。

由于可利用的火器不多,于是“褐衣军”就在当地开始打造类似太平刀这样的冷兵器。他们还自行配备了许多三角形的旗帜,用螺号代替军号。同年6月,“褐衣军”开始攻打秘鲁南部城市塔克纳。500名太平军打扮成当地的印第安人混入波内达要塞,一举俘获了300名秘鲁军人和要塞司令。

接着他们又与闻讯赶来的玻利维亚军队展开激战。“褐衣军”派出300名先锋引诱玻利维亚骑兵部队到一处森林,然后展开了伏击,打死了70多玻利维亚军人。随后,约有1000名太平军头戴黄色和红色头巾,身穿褐色服装,操着各种武器冲入玻利维亚军队中。这支玻军约有4000余人,其中有2000多的印第安雇佣兵,仅操着十字弩,根本敌不过作战经验丰富的“褐衣军”。

几番攻势下来,玻军很快溃退,约1000名印第安雇佣兵投降,“褐衣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们夺取了4门大炮和15面军旗、大量的军用物资以及200余匹战马。

这场对阵中,“褐衣军”也伤亡不小,有400多人阵亡。“褐衣军”的主帅翁德容由于沉疴已久,积劳成疾,在这次战斗中从马背上摔下,伤重不愈。陈永碌依照军帅遗言,带领全体“褐衣军”在他们当初第一步踏上美洲大陆的伊基克海港上,为翁德容举行了盛大的海葬。西拉皮佐将军代表智利政府前来劳军并参加了葬礼,他授予翁德容智利国会勋章,攉升陈永碌上校军衔,并给予所有阵亡太平军高额抚恤金。

这就是著名的“波内达要塞”伏击战。这也让“褐衣军”一战成名。

太平盛世政策在他乡开花结果

1879年,为配合智利军在帕科查港登陆,陈永碌指挥着“褐衣军”在莫克瓜再次同秘鲁一玻利维亚联军展开激战。

他们仍采用太平军典型的作战方式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虽未大获全胜但给敌人制造了恐慌。玻利维亚军的一位军官说“这些带头巾的褐色人群在射程外摇旗呐喊,等到靠近时又不见了。他们打仗时锣鼓喧天,搞出许多噪音,好些印第安雇佣兵以为被伏击了,纷纷逃跑,连长官也阻止不了。”

这其实是太平军惯用的惊心战。由于“褐衣军”的军事行动给秘鲁一玻利维亚联军以很大的牵制,根本无暇应对帕科查港的战事,以致智利军顺利登陆,伤亡轻微。

在奠克瓜战役中,“褐衣军”首次与智利军并肩作战。西拉皮佐当时记载:“这支军队没有西方军队的纪律,但却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纪律,他们配备了许多三角形的旗帜,用螺号代替军号,他们的战士有拿各种武器的,但更多的是使用两把东方式的短刀(太平刀)”。

接着“褐衣军”又在塔克纳和阿里卡两次战役中配合智利军队彻底打败了秘鲁一玻利维亚联军。至此,智利军队占领了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太平洋沿岸全部硝石产地,玻利维亚失去了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并实际上退出了战争。1881年1月,智利军队攻占秘鲁首都利马。1883年,秘鲁与智利在利马北部安孔城签订条约,结束“硝石战争”(叉称南美太平洋战争)。根据安孔条约,秘鲁将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由此,伊基克也随之划分给智利。

随后,智利政府信守承诺,将伊基克赠给太平军余部,成立一个自治镇,但要求他们解除武装,成为平民。“褐衣军”首领陈永碌爽快地答应了,原太平军将士们在他的带领下解甲归田,融入当地的普通生活,与当地人通婚,大力推行太平天国曾经提出的建立太平盛世的理想政策。洪秀全做梦也没想到,他提出的设想中的某些部分竞在异国他乡开花结果了。

100多年过去了,伊基克已发展成为南太平洋之滨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但许多人并不知道,伊基克这座城市与中国太平军之间的牵连。历史有时超出人的规划和设想,充满了戏剧性。

百年箭,西方人的中国漫游(二)

立德夫妇:扁舟过三峡

文 绿衣

1859年起,英国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他是一个商人,同时,他还是一位学者、一位旅行家、一位走南闯北、记录中国的先锋。他的《在华五十年集锦》《穿越长江三峡》《到峨眉山及以远》《远东》《穿越云南》等,都是对那段历史的详细记录。而立德的夫人也是位多产的作家,在中国20年间出版了10本书,她还是最早的重庆妇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他们的三峡之旅,第一次驾驶蒸汽轮船走通川江,堪称壮举。

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于1883年4月7日在自己闩记中写道:

“我就地站在河水切割成的一个岩石平台(这样的平台有许多)上观看忙碌的苦力队伍为庞大的帆船船队装货卸货,帆船上满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各种物产,一队队搬运工人,辛苦地背着未压实的棉花的白色巨大坤包,登上长长的阶梯,十分引人注目,远看就像一大群蚂蚁背羞自己的蛋一样……眼前的情景与自己这许多日子身临其境的宁静的大自然景色又形成了强烈对照。”

此时他刚刚结束在三峡上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旅程。三峡的雄浑、艰险和三峡上纤夫的坚韧令他感慨万分。而他本人其实也值得赞扬——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他是极少数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乘坐小船穿越长江上游的欧洲人。

1859年,19岁的英国曼彻斯特人立德跟许多同胞一样,来到中国淘金。他先在香港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次年,只身到上海,参与到与太平军作战中。1861年,又加入洋枪队,配合清军参与屠杀太平天国士兵。立德还装扮成商人,先后到江苏、浙江等省刺探太平军情报。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授予立德游击官衔,从三品。此后,他娶了上海工部局英国官员欧根纳女儿阿绮波德为妻,开设立德洋行,成为上海富商。

立德的夫人阿绮波德自小崇拜哥伦布,渴望冒险。她和立德一起,几乎跑遍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她生性好探险,又热情过人,曾积极支持中国的妇女天足运动,还为此拜见过李鸿章和张之洞,写过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穿蓝色长袍的国度》(1901年)、《在中国的婚事》 (1899)、《熟悉的中国》(1899)、《北京指南》(1904)、《李鸿章,他的生平和时代》、《北京我家花园的周围》(1905)等。

正是这样一对在中国西人圈子里以胆大、好冒险著称的夫妇,几次筹资造船,试图完成用轮船逆流而上穿越三峡,从宜昌最终到达重庆的旅程。他们既是充满冒险精神的商人,也是那个时代的探险家。

首次三峡行

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规定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商埠,并特别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旅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抵达重庆之前,英国商民不得在此居住,开设行栈,待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 这样,能否驾轮船逆流而上行抵重庆,就是打开西南的关键。立德虽然在上海经营洋行,投资商业,但他一直想进入中国西南部,尤其是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那里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有眼光的外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原料产地和洋货销售市场。因此《烟台条约》一签订,他马上准备将这个想法变为现实。

1883年2月,他将孩子留在上海,和热衷中国社会活动的妻子一起搭轮船到汉口,时值枯水季节,汉口到宜昌方向轮船停驶。他们改乘木船逆流而上,经过约40天的艰苦航行,于3月18日抵达三峡的东部入口,经过这次勘察旅行,立德认为将洋货销往四川是完全可行的。他在给英国驻北京代办的信中说:“只要操纵灵便,吃水不超过现行帆船而马力强大的轮船,便能开进川江”,还说“川江如无轮船行驶,重庆开埠亦无意义。”

一路沿江上行,沿途所经历之地,立德都对水势、地形进行仔细观察,他的日记中几乎逐日记载,逢滩必述,每遇到一个险滩都仔仔细细描述水势以及纤夫和船长的应对。比如在宜昌往上的一个河段,他记载道“这一河段宽3/4英里,完全像一个山间湖泊,看不见出口;小船艰难地前行,这时已靠近‘湖’的顶端,河流似乎完全消失了。突然,山峦出现一道裂口,瞧!这就是大江,缩至400码宽,在陡峭的石灰岩峭壁之间奔流,远处,两边的山崖似乎要合拢起来,大江似乎流不过去。在随后三个小时中,峡谷的全景逐渐展开,任何笔墨都无法描述其全貌之美丽动人。”

他也常常记载两岸的风景:“归州以上河段有其独特的迷人景色,山坡上开辟的片片梯田一直延续到山顶,村落散布在树林和竹林中”,“离开曳滩那扣人心弦的场面后,我们进入一段宽阔河面,两边是高约2000英尺的陡峭深红色山峰,一片片碧绿的麦田点缀其间,较缓的山坡上的村落颇像阿尔卑斯山的村庄,盛花的果树和常绿的树环抱周围。”在他笔下,三峡两岸的风光秀美怡然,令人向往。

他甚至常常上岸步行,考察沿江的官道和山间小道。他发现前者年久失修,威了帝国丧失治理能力和进取精神的象征,而后者的险峻则数次令他在山间陷入进退两难的绝望境地。当地水手回头寻找他,牵着他的手,才将他一步步从峭壁上重新带回停泊在江边的帆船上。

与中国传统文人墨客对三峡的描述偏重景观不同,立德很关注入,他的笔下不断出现纤夫拉着船在峡谷中行进的画面:“纤夫们用号子声协调时间,每走一小步胳膊都要前后甩动,向前弯着身子,手指头都几乎触到地上,当纤夫们向前行进并处于这种姿势时,又长又粗的纤绳盘绕成一卷,放在岸上,走到前面去的人迅速解开自己的索结,往回跑站在队尾重新系上索结。80或100人协同劳动时喊声震天,几乎盖过急流的咆哮声,而且常常是五六艘帆船的纤夫都同时拉纤,一队接着一队,一方面是峡谷中庄严的静谧,另一方面是险滩上充满生气的喧闹声。”

船过西陵峡时,他有这样一段描写: “有些地方河槽正中间出现成堆的岩石,小山般的破碎岩石连小羚羊爬起来都有困难,可是倒霉的纤夫却要在上面爬上爬下。主河道水要相对宽和深,但帆船宁愿走靠近岸边的较窄的水道,因为这里可以不停地拉纤……”而在西陵峡的獭洞滩,立德记录下一艘满载棉花的船的底部被撞出—个大洞,搁浅在河滩;在秭归附近的新滩,立德的船上滩失败,被冲进激流,拉纤的纤夫中有两个被拽倒,拖过岩石,身负重伤,后来一名纤夫在送往岸上的时候死去;在云阳附近的一处险滩上,他们的船又一次失去控制,被冲下激流,与下面的一只小船相撞,幸好没有大的损坏;一次,一个纤夫一脚踩空,掉进激流,还好被救起……立德深深地惊叹于纤夫身体的灵活,对三峡水系、山势的熟悉和他们淳朴的性格。

那段辛苦的旅行费去了整整三个星期,立德夫妇和船员备尝艰险,才子4月7日抵达目的地。虽然艰苦,但他心怀感恩“我虽孤独,却满心欢喜感到能在扬子江游历真是我的运气。因为将来汽船不可避免要通航,无所不贪的环球游客必将破坏这迷人的美景。如果坐汽船匆匆而过,还没有时间欣赏细节,一处景观还没在脑海留下印象,就被下一处景致抹掉,那还不如不浏览。”

行程结束,立德将自己的日记整理为一本书,记载整个行程以及三峡地理状况、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可开发的商业机会等等。立德也因此次三峡之旅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

利川号:轮船的川江首航

完成第一次乘帆船的三峡之旅后,立德夫妇下定决心要开发三峡地区的航运。

1884年,他们回到三峡,从事汉口到宜昌的客货航运,并试图向政府申请准许直接通航到重庆。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极大的恐慌,因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基本都是与长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现代轮船在这里通航,势必会对当地的传统行业造成打击,船工、纤夫,甚至船老大都将面临失业或者破产。因此,立德第一次从宜昌到重庆通航计划流产。

立德具有典型的英国探险家的精神,坚韧、轻易不放弃。由宜昌到重庆的航线受到挫折后,立德并不死心,花重金聘请英国人浦南田率测量队,深入由宜昌到重庆的水道,绘制航线图,并在沿江安设标杆、浮标,炸毁江中险滩暗礁。直到甲午海战之后《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其余列强根据“最惠国待遇”逻辑,也获得同等权利,立德马上订了一艘适合川江试航的轮船,取名利川。

1898年2月,在重庆开埠8年以后,距立德第一次三峡之行15年以后,他终于再一次启程,准备从宜昌驶往重庆。这一年,立德58岁,他的妻子53岁。

立德自任船长,立德夫人则负责船上人员的生活安排。他们所驾驶的利川号是三峡航道上出现的第一条蒸汽机船。立德夫人不仅用文字记录了沿途的人文风光,还用当时中国内地非常罕见的照相机拍下了当时的风土人情。

据《宜昌志》记载,2月15日,立德自任船长、大车,驾驶“利川号”离开宜昌。因马力不足,在滩险水急地段如新滩、滚子洞、曳滩等处,立德花高价雇请船工拖拉。过兴隆滩时,雇用的纤工竟多达三百余人。

《巫山志》记载,2月19日,“利川号”进入巫山县境,行至万县剪刀峡,忽碰暗礁,船底洞大如桶,满船惊慌。立德临危不乱,组织人员堵塞漏洞,后顺流到水势平缓处,设法修补,幸免于沉没。

立德此行不仅面对凶险神秘的川江水道,还遇到川江两岸人民的阻截。在巫山,川东船户向江面上抛置大量稻草捆、杂物,绞住“利川”轮的车叶子,使它在巫峡中僵卧了整整4天。而据《云阳志》记载,在曳滩,“利川”深夜遭火矢袭击,火球像蝗虫般飞到船上。幸扑救及时,未酿成大难。在乌龟沱,“利川”被船户包围,仗着船体坚固,马力强大,撞沉渔船两只,致死六人后,冲出重围。随后船户渔民在上游郭家沱邀集数千人执篙持桨,欲与“利川”死拼。云阳官府闻讯派出兵丁,驱散群众。可见当时民间力量对洋人开通川江航线的反对态度。

为免犯众怒,再遭袭击,船过万县,凡经大码头、大城镇,立德便穿上官服,带上盛装打扮的夫人,登岸拜会地方官员。立德还与沿途备袍哥堂口龙头大爷笼络关系,利用其扫清障碍。3月9日清晨,“利川”轮驶抵重庆。在渝的英、美、日领事组织中外人士上百名,乘数条木船前往迎接,重庆地方政府众船列队江中,张灯结彩迎候。驶抵朝天门码头时,迎候者鸣锣放鞭炮,上万百姓拥到江边观看。

至此,“利川号”成为了长江航运历史上第一艘从宜昌穿过三峡抵达重庆的现代轮船。立德夫妇在轮船上做完感恩节礼拜仪式后才下船。此前,他们已在重庆陕西路买下房子,随即办起商行,经营猪鬃、山货等进出口贸易。随后,两人永久租赁重庆南岸龙门浩九湾十八堡一片地皮,创办立德洋行。立德洋行老建筑位于现在重庆的上新街新码头34号,石雕大门、别墅、仓库等均在,立德在重庆经营时间颇长,影响不小,重庆有的老人至今还能述说一些有关立德的传说:

江北龙王硐,来了立洋人.

开家煤炭厂,铁路要修成.

刚刚才动手,打死三个人.

袁官来验尸,命价一封银.

随着立德首航川江成功,大批外国商人涌至重庆,开办各种公司。太古、怡和等外商,争相在川江上办起轮船公司,因其快捷,收费便宜许多,沿江船帮饱受冲击,生意一蹶不振。因洋纱大量涌入,传统土纱价格大跌。在外商纷纷收购下,四川重庆猪鬃和各种土货价格大涨。据当时数据显现,“利川”轮驶抵重庆—年后,仅猪鬃价格便陡涨了27%。

“利川”轮试航重庆,宣告川江轮船航行时代到来。虽然其目的是获取大西南资源,扩大英国产品市场,但也客观上推动了川渝地区的商业贸易,1898年以来,重庆以至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发展获得一股新鲜空气与活力,加速了重庆近代化历程。

立德之后,三峡之变

在立德之后,虽然不少外国人曾游览长江,但真正走过三峡的少之叉少。1888年,法国驻天津外交代表阿尔伯托·阿马德曾乘船游历、拍摄了三峡;1910年代美国裕中公司负责从中国信阳至成都线路勘测的工程师GA凯尔也拍摄了不少长江三峡壮景,在<绝版长江)一书中可以看到;1917年西德尼·戴维·甘博到达重庆、四川成都、理县、遂宁、汶川、湖北宜昌等地,他的照片里也拍摄了很多长江上船夫的生活;1920年是英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尼溯江而上,拍摄了很多照片,1926年出版图书《扬子风景》;1944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冒险考察西陵峡;1946年,美国《生活》摄影师德米特里·凯塞尔来到三峡拍摄了三蛱风光.比如奉节夔门和白帝城、滟滪堆、夔门景观、峭壁之上险峻的古栈道、高唱号子的纤夫等等。

这些外国游览者、摄影师来了又走,三峡岿然不动,又安立了几十年。直到三峡大坝修建,这里的自然景观发生巨大变化,立德看到的三峡、走过的三峡已不复存在——位于西陵峡中部的三峡大坝的坝前水位常年保持在145米以上,由此向西660多公里的航道两岸,高峡和峭壁已经消失,水上航行不再惊心动魄、耗时长久,而是变得略显沉闷无聊。两岸的景色不再是陡峭的悬崖,湍急的水势,而是浮现在水面的—个接一个的山顶,两岸的群山间则是持续扩张的城市。

三峡的通航时间也大大减少,1898年初,立德夫妇驾驶“利川”号蒸汽轮机木船从宜昌上溯至重庆,实际航行时间为11天,加上通过各种关卡时耽误的时间和修理船只的时间,总共耗时21天。而如今,乘坐滚装船从重庆到宜昌的下水航程只需要36个小时,上水航程耗时也不过50个小时。立德生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象这种速度。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0: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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