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要:中国传统伦理中的民本思想与人文精神、“大同社会”理想与和谐思想、“家国同构”的伦理传统与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操、自强不息的忧患意识和求变求新的创新精神、崇德厚理的德性文化和明礼知耻的礼治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而其中的整体大义、仁爱原则、人伦价值与孝爱美德、高尚道德情操与理想人格,则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伦理思想;理论价值;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陈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助理研究员,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姚小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常务副院长。(北京10008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编号12BKS099);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儒家伦理思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渊源探析”(编号13JDK-DB01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生成与实践路径研究”(编号YWF-12-JRJC-O01)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 2014)02-0007-03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古往今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具体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而且包含更深层次的价值思维方式和更具实践性的操作程序及行为模式,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多方面的参考、借鉴和支撑作用,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自商周之后至鸦片战争之前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中,无数哲人学者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他人、家庭、自然、社会、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本质、原则及规范进行的探究与思考,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仍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

1.民本思想与人文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渊源之一。中国古代伦理学家们对道德本源的探究经历了由虚无到实际、由外物到自身的过程,最终确立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地位,并由此衍生出了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肯定,产生了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从夏商时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春秋战国孔子主张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到唐代魏征提出的“君,舟也;人,水也;水亦载舟,亦能覆舟”的重民思想,至明清之际王夫之所倡“君以民为基”,无不展现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注重民心民意、视民众为推动经济政治发展力量的朴素人道主义,而这与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有着天然的契合。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以民为本这一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思想,形成了“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准则。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群众观点的诞生之基,也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理论依据。

2.“大同社会”与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历史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一社会理想的构想,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还源自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憧憬。“大同社会”,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所宣传的最高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礼记·礼运》描述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是整个社会构成的基础,这既包括财产公有,也包括权利的公有,即选贤与能的权利为天下民众所有,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人人生而平等,人际关系“讲信修睦”,并且人得其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人为公。而和谐思想则一直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道家、墨家均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修身律己之道,而作为中国伦理价值观正统的儒家思想,更是以倡导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为伦理之精髓,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是如此。胡锦涛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便是古代伦理学家们孜孜以求的梦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全面实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中大同社会理想及和谐思想的呼应。

3.“家国同构”的伦理传统与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操是新时期民族精神的主要来源。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民族成员认同并接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思想品格和道德规范的总和。中国古代社会中,分散的自然经济中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生活的经济基础,以及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长期存在的政治基础,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基本特点——以父系家长制为中心、以传子传嫡为继承系统的宗法制,既是维系一家一户自然经济的社会结构,也是维系“家天下”君主统治的牢固基础。于是形成了国与家休戚相关、互为依存的伦理传统,也由此产生了贯穿中华文化始终的爱国如家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操。这种伦理传统及爱国主义情操,包含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包含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以我血荐轩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无惧生死的英雄情怀和壮志豪情,更包含着在中华民族千百年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形成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宝贵精神,以及中国人民在与自然和社会抗争、奋斗过程中形成的勤苦耐劳精神。新的历史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家国同构”的伦理传统和朴素爱国主义情操的继承与扬弃,集中体现了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之一,更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融入和植根民族文化以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形成的辉煌成果。

4.自强不息的忧患意识和求变求新的创新精神是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内在支撑。时代精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体现民族特质,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的总和。从《周易》中“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古代社会的无数仁人志士,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着社会、民族、国家的兴衰荣辱,从而产生了自强不息、奋发拼搏的勇气和决心。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存在和自强不息的决心,在鼓舞着中华民族在为民族崛起和辉煌而奋发拼搏的过程中,不断激发着人们求新求变、以变图存的改革勇气和创新精神。早在《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思想便贯穿了“变”这一革故鼎新的核心观念。《吕氏春秋》更是形象地提到“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疡子矣。”中国历代变革更是均以《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可以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自强不息的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永葆旺盛的生命力,而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使中华民族获得了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将此二者提炼和上升为新时期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文化自觉的变现和要求,也是我们的时代和事业的需求所在。

5.崇德厚理的德性文化和明礼知耻的礼治文化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参照。华夏民族是对伦理道德极其重视和强调的民族,中华文化也是崇尚德性与礼治的文化,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对于何为荣、何为耻的道德观念体系也早有论述,其中不乏精辟之言,时至今日,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荣辱观也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传统伦理思想中,崇德厚理的德性文化强调发挥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相信道德的力量是维护和调节国家、社会的最有力的杠杆。所以有《论语·为政》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种“合理的行为方式”不仅能缓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培养和激发人们积极向善的精神。同时,明礼知耻的礼治文化,则认为“礼作,然后万物安。”强调以礼正身、以礼平天下,而“礼、义、廉、耻”更是关乎国家民运的重中之重。由此可见,传统伦理思想中这些优秀的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更是当今时代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形成和提出过程中必须也必然汲取的精华所在。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既反映了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根本要求,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乃至中华文化的深层精神追求的承袭与坚守,更为我国当今社会公民道德建设提供重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

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都在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革。技术的飞快发展与信息的高速传播,在对人类原有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与挑战,必须深入挖掘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方能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1.重视整体大义,凝聚民族精神。在中国传统伦理的范式下,个人与家庭对国家而言是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是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离开国家谈个人发展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中国传统伦理强调要将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下,要把民族和国家放在利益分配框架下的首要位置和重要地带。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张要“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则主张“夙夜在公”、“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以身任天下”;而在如何看待“利”与“义”的关系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赞成“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在个体利益与整体、民族、国家利益产生矛盾和纠葛时,应当以义为重,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是一部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历史,长期以来,正是秉承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精神,才能保持这样不竭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当前,中华民族正阔步前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上,只有在全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继续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整体大义精神,既要看到整体利益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基础,要把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置于个人利益至上,增强全民族的发展共识,才能真正发挥道德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力量;同时,也应该摒弃“个人利益无关紧要”的片面观念,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统一,自觉关心他人利益,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紧迫的利益问题,继续加强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2.推崇仁爱原则,建立和谐关系。“仁爱”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也是人类普遍的伦理要求。“仁爱”是对人际关系进行协调、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道德准则,同时也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曾说“仁者爱人”。在“仁爱”思想的要求下,社会成员要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帮助、相互关爱、与人为善、与人为友,与他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共生。虽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仁爱”原则是建立在阶级社会宗法制度下的,并没有根本解决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社会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但仍有无数仁人志士将“仁者爱人”作为自己的道德操守。因为,这是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态度和生活哲学,是调节社会关系基本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调节阀和稳定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的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大幅发展与技术的飞速进步,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由此也引发了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冷漠。而继续倡导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仁爱原则,则会使人们重新替他人着想,同情人、尊重人、信任人、理解人、帮助人。因此,我们要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仁爱精神,倡导“厚德载物”、“与民同乐”的道德操守,共同构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型和谐人际关系。

3.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孝爱美德。中国传统伦理十分重视人伦关系及其道德价值,强调社会成员在人伦关系体系中必须履行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例如《尚书》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主张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都是从多种人际关系角度出发,规定社会成员为维护良好的家庭、人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为人际关系的处理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恪守的重要道德规范。当然,现代社会对这样人伦关系应持辩证的态度,对其中属于维护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的部分要批判和剔除,对其中的合理积极成分应该赋予时代新的阐释和发展。为这种强调社会成员的身份与地位、处在何种社会阶层的成员就应该遵循何种社会阶层所规定的道德义务的主张,不仅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且也因其全面、辩证地阐释了个人在与人相处时应有的态度和胸怀,进而将其升华为一种对家族、民族、国家的博爱之情与互信之谊,而无疑是当今社会创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中,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传统道德中积极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4.追求高尚境界,向往理想人格。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前提下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和理想信念,无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着道德精神,还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道德标准,抑或“爱国奉献、生生取义”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要旨都是要求人们不被一己私利所左右,超越个人的欲望,将国家和民族至于至高至上的位置,并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和追求。千百年来这些高尚的精神境界与理想的道德人格受到中华儿女的推崇,已固化为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取向和价值理想追求,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社会,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一步扩张,带来的除了经济的腾飞,更有理想道德的不断滑坡、社会交往的尔虞我诈、唯物质主义的盛行与人文精神的迷失,因此,应继续提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这些具有普遍、恒久意义的高尚理想,鼓励人们继续去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宝贵遗产和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余洋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2-19 16: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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